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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篇：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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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卷中的笔录供述等证据能否作为民事诉讼证据使用 20xx-08-20　来源:　作者：王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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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卷中的笔录供述等证据能否作为民事诉讼证据使用
　　王闯
　　一、案情基本概要
　　2000年8月17日，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市西五路营业部(以下简称西部证券)为获取高息，在知道罪犯李大伟可能挪用款项的情况下，仍在中国农业银行西安昆明路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开立股民保证金清算账户并将万元存入，并表态1年内不对账、不查询、不取款，以及需要帮助时可以配合。次日，李大伟以预留印鉴不清为由要求西部证券重新加盖印鉴，西部证券按照其负责人说过要全力配合的要求，向李大伟提供了空白预留印鉴。李大伟私刻印鉴后同陈煜辉到农业银行购买支票。农业银行发现印章有问题，李大伟等人佯装错拿印章后重新私刻印章，并再次到农业银行购买了现金支票和转账支票，并提现60万元，转账900万元。同年8月24日、25日，二人又以同样方法在农业银行提取现金60万元。同年8月31日，西部证券又将万元存入农业银行该账户。
　　西部证券为履行“一年内不查询、不对账、不取款”的承诺，从不与农业银行联系或对账。2001年3月，因名称和负责人变更需更换预留印鉴，西部证券担心农业银行知道其获取高息之事，未亲自去办理变更手续，而是让李大伟去办理，李大伟并未代其办理手续。同年9月，农业银行发现李大伟等提现和转账支票上的印鉴与西部证券预留印鉴不符，即与西部证券要求对账，西部证券接电话后立即将银行要求对账的情况告知李大伟，李大伟、陈煜辉随即向农业银行谎称印章是因天气冷热变化造成的差异，农业银行轻信李大伟等人辩解，采取让李大伟和陈煜辉写保证书、由陈煜辉重新在预留印鉴卡上加盖印章并更换印鉴的方法解决。
　　自2000年9月至2001年3月，李大伟、陈煜辉利用假印章伪造支票的手段又先后从该账户中转出1900万元、提取现金75万元。综上，李大伟、陈煜辉共骗得2995万元，其中分多次将万元现金以高息的形式付给西部证券。
　　2001年11月7日，西部证券到农业银行进行对账，账户仅有存款余额元。同年11月12日，农业银行以涉嫌诈骗向公安机关报案。破案后共追回赃款赃物价值万元，尚有万元未追回。
　　李大伟诈骗案发后，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从西部证券财务负责人保险柜中搜出李大伟所提供的转账支票及李大伟与西部证券共同造假做出的利息清单。
　　在本院二审质证期间，农业银行以李大伟诈骗案刑事卷中西部证券华雪玲、黄河与罪犯李大伟供述笔录相互吻合，来证明西部证券在存款被诈骗并造成损失方面存在重大过错，甚至存在默许、放任和配合的行为。西部证券对相关证据本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上述刑事诉讼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和证据。
　　二、原审判决要旨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西部证券与农业银行存款万元的存款关系成立。双方在罪犯实施犯罪行为造成2995万元被骗并形成2164万余元的损失后果上，均存在过错行为。农业银行过错体现在：发现印章与预留印鉴不符时，轻信李大伟的介绍未认真核实陈煜辉的真实身份及证件，未谨慎审查、识别出所持印鉴是假，违规更换原预留印鉴，使账户内的存款被骗。农业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和票据的付款人，应负严格责任和主要责任。西部证券的过错在于：为获取存款高息，违反金融管理规定，不认真审查李大伟的真实身份，轻信李是农行工作人员，为其提供空白印鉴印模，为李大伟、陈煌辉实施犯罪创造了条件，具有一定的过错，应负次要责任。故判决：农业银行向西部证券返还给付本金万元。西部证券承担利息损失。
　　三、合议庭争议及分歧
　　合议庭争议问题主要有三：其一，关于本案的定性问题。其二，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问题。其三，责任分配的比例问题。
　　（一）关于本案的定性问题
　　合议庭对于该问题，评议中形成两种意见：
　　多数观点认为，本案属于一般存单关系。
　　少数观点认为，本案中西部证券事先与李大伟沟通，知道并同意李大伟使用该款项，而且李大伟向西部证券支付万元的高额利息，这两种情节符合存单表现形式借贷关系的特征。特殊之处在于出资人西部证券先将款项存入银行，再为用资人李大伟通过犯罪手段转出款项提供便利和帮助，其实质是出资人向银行转嫁风险。故本案应当定性为新型的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关系。
　　（二）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问题
　　对于该问题，合议庭在评议中也形成两种意见：
　　多数观点认为，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刑事证据是要求严格证明标准，民事证据是盖然性标准。本案中，犯罪分子的口供仅是在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