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叫魂》
大清帝国的统治正处巅峰,值丰功盛德的乾隆朝盛世,为二十五岁承大统的弘历御宇第
三十三年。其治下帝国,正是经济生气勃勃,人口快速增长之时期。在江南,这个中国历来
最繁华的地区更尤为如此。孔飞力笔下描述的叫魂事件正在这片区域酝酿成一场曼延至全国
性的案件。当时的人们相信,人的灵魂与躯体是可相分离的, 若对着从某个人身上的物体 (如 发辫梢等实物)念咒之类的妖术,便可掌握别人的魂。通过施展这类的妖术,施行妖术的人
便可实现自己的某些目的。 无疑,民众对这种“叫魂”术有着极大的危险恐惧感。 这种恐惧
感即在接下来出现的几个“普通”案件后, 慢慢的演变成了对妖术的大恐慌。 晦暗不明的威 胁影响着民众的日常生活。
妖术大恐慌的猖獗肆虐,引起了朝廷至少是皇帝的重视。弘历的震动是随之而来对
全国各省的清剿行动。在弘历接触到叫魂案时,他判定是谋叛,是不能轻视的山雨之势欲来。 随着全国各地上报来的疑似案件愈来愈多, 增加了弘历初始的判断。 他的轻信体现在了各省
官员们身上的压力。而官员们身上的压力,大多数化做一些冤假错案回馈给了弘历想要得到 的新线索。
弘历异常激烈的反应,正是统治者对臣民的防猜心理。猜忌臣下,此为历代统治政
权之统治心理,而满人外来则为犹甚。清初之高压统治政策, 则有“留头不留发, 留发不留
头”之命。头发与叫魂案之联系,具有的种族象征意义,似乎就带有一种天然的政治因素了。
尽管弘历小心翼翼的对此保持缄默, 一直忽略与避免它们之间可能的关联。 但还是无改“妖
术与弘历对大清帝国的深层焦虑之间是存在联系的(二九零页)”这一事实。
具有谋反阴谋叫魂案在挑动弘历政治控制神经的同时,也触发了弘历对官僚集团的控
制与官僚集团进行反控制的较量。“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
者,最高统治者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序言)”。在专制统治结构中,皇帝与官僚专制在
实施威权时确实受到了诸多障碍的限制。 这些流弊部分是由于自身的管理缺陷, “官僚机器
本身频预迟缓的工作方式,就足以使抵制专制专权的诡计得逞 (二八一页)”。弘历为官僚
机器低效的能力所沮丧, 同样的,这个事实普遍的存在于所在社会中。 理论上,政府有权开
放和限制一项政策,但行政管理的可靠性与效率往往难以协调一致, 甚至常为各方的力量所
阻碍。权力的分散和平衡,是为有清一代也是现代统治政权的难题之一。
在叫魂危机里所折射出来的多重问题里,既“为对个人的纪律整肃提供了特别合适的
机会(二七六页)”,也为“弘历创造一个环境,使他得以就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同官僚们直
接摊牌(二七六页)"。甚至也强化了君主和官僚之间的关系。对弘历来说,妖术危机“为
他对官僚制度的极深犯忌提供了一个出气孔(二八九页)”。
清剿的继续和案件的重审,叫魂案已逐渐明朗了。说到底,这不过是衙门重刑逼供产
生出来的冤案之又一例。 这场由“剪辫案”引发谋反行动的一连串事件, 朝廷和各省官员以
及民众们各方所参与进来除妖运动, 不过是乾隆的杰作。这个站不住脚的叫魂案完全是弘历
个人意志的体现。而民间叫魂妖术大恐慌, “只是产生于无知又滋长于忌恨的幽灵 (二四三
页)”。各方对叫魂事件的理解是因人而异的, “每一个社会群体都将妖术传说中的不同成
分重新组合,使之适应于自己的世界观(二九二页)”。 “弘历将自己的恐惧而产生的意义
注入到民间妖术中去 (二九七)”,而民间的理解和表现出来的情况又反过来影响弘历的情 绪。
弘历眼中的叫魂危机则属子虚乌有。 普通民众的叫魂危机, 或是一种无知的恐惧, 或是
成为一种“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的一种突然可得权力 (三百页)”。弘历“没有能力
找到一个可与臣民共享的目标, 君主和村民从各自的立场出发 (三零三页)"。最终在一七 六八年的中华大地上,演绎了一段不是惟一的消极历史事件。
最后,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类似叫魂的或动态或静态
的威胁,一直隐秘在有规则的社会之下。 而大众内心深处留下的一些空间, 随时能把不同背
景的案例,解读出不同的迷信与恐慌信息, 并引出更多更深的问题。 新的方式,观点,恐惧,
它们起着新的催化剂作用, 将可能激起在不同年代, 不同国家,由不同因素引起的社会危机, 一如中国一七六八年的叫魂案。
“作为现代中国的前奏,叫魂大恐慌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
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 叫魂案从一开始就带有这种令人不快
的特性。……除了丑恶的嫉妒,还有无耻的贪婪……”
“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
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一一无论恶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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