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比较文学的几种特殊研究类型.doc

第七章比较文学的几种特殊研究类型
比较文学中有几种研究类型,它们探讨问题的视角比较独特,实际的研究成果也比较突出,但若用现有的学科标准衡量,难以对它们进行恰当的归类处理。这几种研究类型主要是指比较诗学、主题学和文类学。它们既可以探讨具有事实联系的族际/浯际性文学关系,因而应当归人影响研究,同时也可以把没有事实联系的族际/浯际性文学关系作为研究的对象,因而应当归人平行研究。有鉴于此,我们专门列出一章来讨论这几种研究类型。
 
第一节比较诗学
 
一比较诗学:概念与方法

“诗学”是属于西方文论范畴的一个概念,最早源于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一书,《诗学》既有对诗的理论探讨,也包括其它艺术理论。因而,“诗学”作为一般文学理论范畴,在西方一直沿用下来。比较文学产生后,人们习惯于把各国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称为“比较诗学”。它既包括不同行研究,也包括跨学科、跨文化的诗学的比较研究。
文学艺术都是对现实的反映和人的情感表达,世界各国都有自己丰富而独特的文学艺术成果,诗学作为对其文艺实践的理论概括,自然也丰富多彩。一般认为,世界各国诗学主要有三大体系:西方、中国、印度。西方诗学创造了“摹仿”、“表现”、“象征”、“典型”、“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一整套体系,印度诗学提出了“味”、“韵”、“程式”、“曲语”等范畴,中国诗学有“言”、“意”、“象”、“道”、“气”、“韵”、“神形”、“虚实”等一整套独特的范畴和概念。比较诗学探讨的就是如何能使各种千差万别的诗学体系实现对话,如何在各国诗学的“同”与“异”中寻求文艺理论的共同规律。
法国学派将比较文学定义为“国际文学关系史”,强调的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学间的影响的研究,这自然也可成为比较诗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如伴随着源于印度的佛教传人中国,“妙语”、“境界”等佛家之语逐渐成了中国诗学的重要概念,而“学诗浑似学参禅”也一时成为一种时尚。至于西方诗学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则是怎么夸张都不为过,西方话语成了许多中国学人的基本话语。
美国学派打破法行的比较研究中寻求跨民族、跨语言界限的文学的共同规律。比较诗学在其中自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6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大量涌入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成了比较文学发展的一大趋势。
当然,美国学派在对文学的共同的规律的探讨中,注重的是不同民族文学及其理论的“同”的方面,因为西方各民族毕竟都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而对于中国学者来说,面对中、西或其它文化圈之间的巨大差异,面对各自诗学间完全不同的范畴、体系,如何在异质文化的碰撞中实现其对话、沟通、互补、整合,便成为我们的比较诗学研究中面临的首要课题。
从事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中国学者,既有大陆的,也有港台、海外的。海外第一部中西比较诗学的代表作是刘若愚的《中国的文学理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5),这是一部借用西方理论阐发中国文学理论的著作。叶维廉的《比较诗学》(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3)属于《比较文学论丛》的一本,它提出了“文化模子”理论,力图寻求“共同的文学规律”和“共同的美学据点”。
中国大陆的比较诗学研究,可追溯到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04)和《人间词话》(1908),王国维借用叔本华的理论来评《红楼梦》,成为援用西方文论阐析中国文学与诗学的先驱。此后,朱光潜的《诗论》(1942),钱钟书的《谈艺录》(1948)、《管维篇》(1979),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1979),宗白华的《美学散步》(1981)等都是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重要成果。80~90年代,还出现了刘晓枫的《拯救与逍遥》,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中外比较文论史》,卢善庆的《近代中西美学比较》,狄兆俊的《中英比较诗学》,周来祥、陈炎的《中西比较美学大纲》,张法的《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黄药眠、童庆炳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等。
有学者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本理论特征定位于“跨文化研究”,并由此提出研究的一些基本方法:阐发法;异同比较法;文化模子寻根法;对话研究;整合与建构研究。见:, “阐发研究”1976年由台湾学者古添洪、陈慧桦(陈鹏翔)首先提出,但过于强调用西方理论对中国文学与文论的阐发,因而又有不少学者提出“双向阐发”的问题。而异同比较、文化模子寻根,其实都是在寻求一种中西诗学问的对话,在对话中理解对方,阐明对方,同时也实现互证互补。当然,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对东西方文论的重新整合、建构。特别是对被认为患了“失语症”的中国学界来说,重新整合、建构中国文学理论,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话语”,显得尤其重要。
关于中西诗学的异同比较,不少中国学者做过多方面的研究,产生了各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