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君无臣”论-明清之际崇祯君臣的历史评价与君臣观流变.docx

“有君无臣”论:明清之际崇祯君臣的历史评价与君臣观流变
摘 要：明清之际的“有君无臣”论，专指对于明代最后一朝崇祯君臣的评价。“有君无臣”论将君与臣做对立观，构成了对明亡事实的一种解释模式。然而在崇祯朝的庙堂之上，君臣之间以政治批评为指向，便时常有这样的论调。至清朝入主，明亡已成事实，遗民们虽怀着对故国旧君的怀念，但对“有君无臣”的结论却持了更多的保留意见。与此相对照的是清初统治者对“有君无臣”论的高调张扬，遗民与清廷两相对比构成了易代之际独特的舆论氛围。崇祯君臣、明遗民与清统治者对“有君无臣”的持论差异，反映出明末清初君臣观的冲突与流变。
关键词：有君无臣;崇祯;君臣观
作者简介：李文玉，女，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博士研究生，从事明清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结构失缺与晚明辽东社会控制”，项目编号：11BZS028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5）04-0165-08
“有君无臣”是有关于君臣评价的一个传统话题，意在强调君臣之间在德行、能力等方面的差距，由此划分出君与臣对于一代政治状况的不同责任。“有君无臣”论在认同君主的政治行为和赞扬君德的同时，对臣这一群体的评价呈现出与君相比明显的负面性。明清之际关于“有君无臣”论的话题彰显，以对崇祯君臣的评价为重要载体。此一时期的“有君无臣”论，既处于明末救亡至清初巩固政权的王朝更迭和统治者的政治紧迫感当中，又承袭着士人的明代政治批评传统，浸润于活跃的思想氛围之中，使得明清之际的“有君无臣”论话题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显现出更强的现实立场与更为深刻的君臣伦理内涵。1

对明清之际历史语境中的“有君无臣”论进行考察，回到崇祯君臣历史形象流变的起点处，展现当时人对其功过和责任的评述，以及相关评价的脉络走向，有助于重新认识崇祯君臣，也同时为解析明亡提供了一个视角;而考察持论各方对“有君无臣”的不同态度，及其内在的话语意涵差异，则又可进一步探究明清之际政治思想领域里君臣观的冲突与流变。
“有君无臣”论多作为对过往政治的评论和反思，存在于后人之于前代的评价话语体系中。因其对于一朝君臣的总体评价相对两极化，且即便强调“有君”，这样的话语总提示着所论朝代的政事并非理想。所谓盖棺论定，对于观察和叙述者而言，似乎必得时过境迁后才能有足够论断的依据，甚或是评论的勇气。因此当世人对于本朝“有君无臣”的评价，在以往的明代历史中并不常见，而崇祯时期关于本朝“有君无臣”的论调却颇为彰显，且首先发声于当时的大臣之中。
早在崇祯元年，山东道御史邓启隆疏责辅臣，便论道：“票拟前后二、三，难以彰信，召对无所可否，未能摅忠，扼腕于有君无臣之可惜。”[1]（卷12，崇祯元年八月丁未条）刘宗周也说：“然能不益重其有君无臣之叹，此臣所以肠一日而九回者也。”[2]（卷4，《敬陈圣学疏》）在崇祯朝，“有君无臣”论的使用语境有别于以往多用于历史评论的范畴，这样的话头常常出于当时大臣评论时政之口，由后世来看，在朝政最终结局尚未可知，一朝天子的统治尚未结束之时，对于君臣之于朝政责任的提前划分、官僚群体内部对于自我政治功能有效性的强烈质疑，无疑也构成了末世王朝的一种政治文化景象。崇祯八年倪元璐上疏论：“若夫今日有君无臣，上独忧，下鲜同德，平治不出，祸乱相寻，财匮兵骚，祖恫民怨。”[3]（卷5，《省愆陈言疏》）必是含着对朝政深刻的焦虑和失望，方让身处其中的官员发出如此的感慨。“无臣”之论，既有对以内阁辅臣为首的朝中官员不能戮力同心、起弊振衰的指斥，也流露出一己之身难以匡扶社稷的无力感，甚至焦虑如倪元璐、刘宗周者，还必当怀有与时下“上独忧，下鲜同德”之士风格格不入的孤寂感。

而这无力与孤寂之感却并非全然来自“无臣”，对“主上”的“有君”之论，在表面赞扬的背后，似也暗含着对当朝天子不忍言或不愿言的另一重含义。一向以狷直著称的刘宗周，在不断感慨“有君无臣”之时，也委婉地将此中源头指向了“君”本身。崇祯朝士人杨锵在《过臣》中论：“宜乎海内兴有君无臣之叹，遂使天子有鄙疑臣下之心，因而渐相水火，因而别有信任，因而削礼峻法，而世事人情愈益绪纷纽解，岂休征也。”[4]（卷100，《过臣》）说到底，在诸臣看来，“天子”之“心”才是化解“无臣”的关键。在崇祯朝，“有君无臣”论成为官僚士大夫们评论时世的基调之一，其明显的含义指向是，在朝政恶化的局势下官员们各怀其私，上不能解王忧，下难以纾民难。而从他们关于此说的进一步讨论中还可看出隐含之义：“无臣”之局面的形成以及不可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