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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浓酽醇厚一杯茶
曾经的同事兼搭档在 里要我写一篇短文，说说与《普洱》杂志的故事，才突然惊觉《普洱》杂志已经创刊十周年了。《普洱》创刊的十年，是普洱茶产业全面复兴的十年，也是中国茶文化蓬勃发展的十年。一时思绪颇多，临下笔竟不知从何说起。
记忆中的茶，是与柴米油盐一起陪伴着我长大的。差不多从记事起，茶就在脑海中留下了无数碎片化的记忆。如果没有在《普洱》杂志工作、学习的这段经历，我想我很难将关于茶的这些碎片化记忆串连起来，甚至与普洱茶产生这么多的关联。
迄今依然清晰地记得，多年前暂居大理时于某日去买绿茶，在茶叶店与下关沱茶不期而遇。那时普洱茶还没热起来，不过下关沱茶倒是早有耳闻，毕竟在这座滇西小城里生活了好多年。看着店铺里码放整齐的下关沱，自己却一直未能得以品尝，心中隐隐生出几分新鲜感，于是满怀期待地买了一个特级沱。回家打开包装后，面对被压得结结实实的沱茶，喝惯了绿茶的我竟一时无从下手。最终是在菜刀、F锤的侍候下，沱茶被敲成七零八碎的小碎块，然后像往常喝绿茶一样丢一块进茶杯，边泡边喝，边喝边泡……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对砖饼沱之类的茶一概敬而远之。
正如许多云南人一样，那时我压根就没有把下关沱茶与普洱茶联系在一起，甚至连“普洱茶”三个字都没听说过。第一次听说普洱茶，是在2002年。那次从大理到昆明出差，与著名诗人、《普洱茶记》作者雷平阳，以及《诗刊》编辑朱零、《大家》杂志编辑韩旭一起喝酒。是时《普洱茶记阳有点小得意地炫说韩》韩国版的版权，版税以美元计云云。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普洱茶，不过对我来说“普洱茶”只不过是个名词而已，没什么概念。

2009年11月，离开一家旅游杂志后不久，我来到《普洱》杂志。许多人，许多事，聚在一起是种机缘。总编王洪波、编审何真竟然是当年在大理有过一面之缘的两位老前辈，更遇到了早闻其名不识其人的老乡雷杰龙。新的工作环境有些熟悉而陌生，毕竟普洱茶对我来说是个新的领域，一切需重头学习。
在《普洱》杂志的日子，对我来说是段值得怀念的时光。刚进杂志社的时候，热过头的普洱茶正处于低潮，但大的市场环境已经形成，杂志正处于蓬勃发展的上升期，并于次年改成了月刊。这是《普洱》杂志发展过程中一个新的台阶，当然也让工作压力陡增了不少。当四处奔波采访，跋山涉水地拍照，熬夜修片写稿成为一种常态，日子在忙碌中有些充实，也让我对普洱茶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
犹记得在景东从无量剑湖流下的那条清澈见底而又色彩斑斓的河流旁，当我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貌似普通的石头上的刹那，我被重重摔到那块石头上，此后近十天的茶山采访，每当需用点力量爬山时，尾椎就时不时地用疼痛来折磨我一下。其实去茶山采访，穿行在云南大山大河的皱褶里，类似的危险几乎无处不在，而一路走来留下的更多是感动。镇沅的付开成老师为了带我们去看马邓茶的核心区，在险象环生的山崖路上开车到“小腿都在弹三弦”；为了保护我们去拍穿越原始森林才能到达的宁洱县勐先乡雅鹿村茶山箐半栽培型古茶树，普洱茶集团派了3名员工拿着砍刀跟着我们，以防止野生动物的侵袭……抛开危险和辛劳不表，每次去茶区采访都难免遭遇到无助和无奈，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