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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画装裱艺术探析
中国书画的材料早期一般是帛和绢，后来较多地用宣纸，不论是帛和绢，还是手工宣纸，质地都比较纤薄柔软，很容易破损。宣纸由于较帛和绢厚硬，更容易折皱。为了便于观赏收藏，必须加固加厚。于是古人开始在书画心背面托裱数层麻纸布帛等材料，称之为“裱褙”。为了使裱件华美雅致，又在画心四周镶上绫、绢等丝织品作为外缘装饰。书画经过装裱，神采焕发，跃然生动，悬挂于厅堂雅室、水阁回廊，布置在寺观古刹、现代会场等，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古旧书画年久破损的，经过揭洗修补、重新装裱，能恢复原貌，延年益寿，有助于文物保护，使珍贵的书画真迹代代相传，供后人借鉴和欣赏。古人云：“装潢者，书画之司命也。”本文就我国书画装裱的历史、新创作书画的装裱以及旧字画的揭裱修复做一探讨。
我国书画装裱的发展历史
我国书画艺术从战国时期的帛画缯书、两汉的大帛画轴，到唐宋元明清的绢纸书画，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间许多书画艺术的珍品之所以保存至今仍完美无损，完全得益于高超的装裱，这充分证明了我国古代装潢技艺的精湛和重要。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我国书画裱褙和装饰技艺经过不断的探索、演变和发展，、工艺技能遗产。
唐代大理寺卿张彦远在其著作《历代名画记》中说“自晋代以前装褙不佳”，可见在晋代以前，装褙技艺尚不成熟。到了宋代的宋齐梁陈，由于君王大都喜爱书画，对宫廷宝藏的书画往往指定专人负责装护鉴识，装裱技艺开始被重视起来。据史料记载，宋武帝时徐爰、明帝时虞（+禾）、巢尚之、徐希秀、孙奉伯的装裱技艺已非常成熟，装裱出来的书画已“十分美妙”。梁武帝时又有朱异、徐僧权、唐怀充、姚怀珍、沈炽文等装褙能手。南朝宋的宣城太守、《后汉书》作者、著名史学家范晔，是我载，那时书画装潢的用料、格调、色彩等，我们已无从考证。造成这种遗憾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年代久远，二是与梁元帝制造的一场书画浩劫有关。梁元帝即南朝梁皇帝萧绎，字世诚，萧衍第七子，公元552-554年在位。初封湘东王，镇守江陵（今属湖北）。侯景叛乱时，派王僧辩、陈霸先灭景，即位于江陵。他“雅有才艺，自善丹青”，竭尽全力收罗书画名迹充实内府。承圣三年（554年），萧和西魏军攻破江陵，他仍讲《老子））于龙光殿，百官戎服以听，及城陷，他竞将所聚名画书法及典籍二十四万卷，“遣后阁舍人高善宝焚之”，当大火烧得烟焰张天的时候，他失声长叹：“萧世诚遂至于此，儒雅之道，今夜穷矣！”并发疯似地“欲投火俱焚”，官娥妃嫔牵住他的衣裳，才没有自焚成功，终为魏人所杀。幸有于瑾等人于煨烬之中，抢出书画四千余轴。后来隋炀帝“东幸扬州”，由于“中道船覆”，又“大半沦弃”。这些事件给书画史、装裱史的研究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令人痛心。

到了唐代，唐太宗大力搜集王羲之的书法和历代名画，指定王行直装褫（褫的原意是剥夺衣服，古旧书画重新装裱，须揭去破残污损的旧装，故又称“装褫”），褚遂良、王知敬监领其事。据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五记载，唐大臣、著名书法家褚遂良曾亲自动手，为流传下来的晋代顾恺之所画的《清夜游西园图》做装褙，足见唐代对裱画的重视。这时，日本国奈良朝使臣来我国学习装潢技术，唐太宗亲命典仪张彦远面授技艺，从此我国的装潢技艺流传至日本。张彦远所著《历代名画记》卷三《论装褙裱轴》一章，总结了他从事装裱的经验和体会，在我国装裱理论史上占有开创性的地位，其中许多论述千余年来依然熠熠生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名画猎精录》记述：贞观、开元中，内府图书皆用“白檀香为身，紫檀香为首，紫罗褫织成带，以为官画之标式”。足见唐代宫廷的书画装裱已很规范，用料也比较讲究，装裱技术水平显著提高。

五代时，装潢技艺进一步发展。据《图画见闻志》卷五记载，后梁（907-923年）千牛卫将军刘彦本“本借贵人家图画，臧赂掌画人私出之，手自传模，其间用旧裱轴装治，还伪而留真者有人矣”，他用“还伪而留真”的办法来窃取所借的古代书画名迹，这种手段当然是非常卑劣的，但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五代时对旧画拆装重裱的技艺已提高到了可以乱真的程度。
到了北宋，宋徽宗设立画院，装裱家列入官职，成为文思院六种待诏之一。大书画家米芾、苏轼亲自装裱，米芾在《画史》、《书史》中记述了自己对裱褙的许多创见。这一时期，在皇室的倡导下，在书画家、装裱家不断探究的基础上，终于形成了著名的“宣和装”的格式，标志着我国书画装潢技艺趋于完善和成熟。

据《宋史・职官志》记载，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