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连环画创作.doc

我与连环画创作
　　编者按：赵宏本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连环画作家，一生画作甚丰，影响极广，深受几代人的欢迎。这里刊载的是他的亲属提供的先生生前遗作。相信众多连环画收藏者和研究者可以从中受益，当然也是对先生的一种怀念。
　　我们党对连环画工作一直十分重视。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地下工作时期，党不仅从思想上指引我走上了革命道路，甚至对具体业务的提高也十分关心。1946年夏末，地下党介绍我到亚尔培路抛球场（现上海陕西南路卢湾区体育馆）楼上的“上海美术中心站”去学习素描和人体解剖，尽管时间不长，只有三个多月，可是，这是我从事连环画创作十五年之后，第一次有了这样学习专业的机会。联想到自己以前那样渴望进美术专门学校，而又望门兴叹的辛酸经历，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感激，至今还记忆犹新。
　　1949年5月，解放大军迫近了上海，我和纱厂工人们一起参加了护厂斗争，我依据自己的这段切身体会，迅速编绘了一本《护厂斗争》的连环画。上海解放了。在庆祝解放、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片欢庆声中，我们上海的连环画工作者第一次组成了自己的队伍，参加了全市大游行。
　　上海的解放，使连环画获得了新生。这一切并非一蹴而就，突然降临的。这是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连环画工作者不断努力，进行了艰巨不懈的斗争取得的。
　　当时，新的革命政权刚刚建立，人民政府一方面要打击、镇压敌人的破坏活动，另一方面，又要努力组织好全市人民的生活，迅速恢复工农业生产，以巩固政权。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马上能建立起自己的出版连环画的机构，连环画的出版发行大权，实际上还操纵在连环画出版商的手中。可是，这些人一下子对我们党还不大了解，不知道新政权对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因此，整天里惶恐不安。当然，对于过去那些内容荒诞不经、诲淫诲盗的连环画是不敢再贸然出版了。但是，出版新连环画，却又顾虑重重，怕新连环画销路不好，非但赚不了钱，反而蚀掉老本，所以，他们抱着观望态度，裹足不前。因此，一直比较活跃、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上海连环画业，一度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
　　连环画不能出版，不仅广大人民群众看不到新的连环画，而且，赖以维持生活的连环画作者，生活也立即受到了影响。面对这种状况，我们立即向华东军管会文艺处领导作了详尽的汇报。
　　尽管当时面临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在这关键时刻，军管会明确指示我们：上海连环画一定要跟上革命的形势，迅速打开局面，要我们立即把连环画作者团结起来，争取出版商一起来搞“解放书”，今后还要设法尽早地建立我们自己的出版机构，逐步地把连环画出版发行的领导权，掌握到我们自己手中。
　　任务明确之后，我和周杏生、卢世澄等一些同志作了认真的研究，考虑了具体的做法，并征得有关领导部门的同意，分头组织了一批连环画作者，同时，又动员出版商与我们合作出版新连环画。共同组成了一个“新声出版社”出版“解放书”，并商议确定，由我们负责提供连环画稿，并负责出版，稿费在出版以后全部付清，为了作者维持生活，可以先预支部分稿费，经过不到半年的时间，先后出版了《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等新连环画二十多种，其中，我也画了《赵一曼》、《血泪仇》等作品。由于这批连环画的出版，一度趋于停滞的连环画出版发行工作又活跃起来。一些出版商看到了新连环画销路不错，有利可图，也表示愿意和我们合作。这个时候有一部分出版商仍在犹豫彷徨，不愿出版新连环画，只是将一些旧连环画改头换面抛出来进行试探。然而这种做法已难成气候，新连环画陆续不断地出现，新连环画出版业的蓬勃发展，改变了旧有的面貌。
　　1949年下半年，在华东军管会文艺处的领导下，我们筹备成立了“连环画作者联谊会”，参加者包括从事连环画绘画、布景、编文、写字以及学徒等共200多人，一些画家如赵延年、顾炳鑫、陆俨少、程十发等同志也都参加了这个组织。我被推选担任理事长。“连环画作者联谊会”成立后，于1950年春，在上海美术家协会筹备组的协助支持下，迅速选择了35部名著，改编成连环画脚本，并组织连环画作者和出版商一起开会，当场各自确定选题，分别负责进行创作和出版。从此一批一批的新连环画的不断出版。“连环画作者联谊会”为当时连环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50年1月，我们党逐步建立了自己的连环画出版机构，先后在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华东人民出版社、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新美术出版社设立了专门负责新连环画出版的专业机构。我先后在上述出版社的连环画部门中工作。我一方面组织连环画的创作、审稿以及行政领导工作，另一方面组织社会上尚未参加工作的连环画作者们的创作活动和学习进修等，并逐步形成连环画特约作者网。这期间，我们一共举办过三次连环画作者学得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是1952年8月，在文化局美术科的组织领导下，有一百几十人参加，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