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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里的庄稼
　　一个农民不仅仅要种好田里的庄稼。 　　还应该有梦里的庄稼。 　　梦里的庄稼是滋养灵魂的， 　　田里的庄稼只能填饱肚皮。
　　一颗有梦想的种子，
　　终究是要发芽的。
　　
　　二十年前，在电视里看到这样一个画面：一个麦客肩扛着褡裢，手持着麦镰，昂首阔步走在乡村的土路上。他的身后，有被他风一样的速度掀起的尘土与一片金黄色的麦浪。背景是悠扬欢快的秦腔曲牌。当时的感觉：既熟悉又亲切。
　　我瞪大了眼睛，想看这个麦客大哥要去哪里，要去什么样的村子，要怎么跟雇主讨价还价，然后要去什么样的麦田，会怎么样干活儿，雇主会给他吃什么样的饭，然后他晚上将睡在哪里，会不会睡在大麦场里；这一家干完了，又将奔哪里?我心里清楚这些麦客就如同夏收时的鸟儿“算黄算割”一样，是赶着金黄的麦子从东部往西部赶的，最后必将回到自家的麦田，去收割他家的麦子。我很想了解这个麦客大哥出外当麦客当了多久，能赚回多少票子，他会不会用替人收割的钱给家人买件新衣服，会不会把这些钱全买了化肥?
　　可惜的是，我想看的内容没看到，电视里只有麦客大哥走路的一分多钟，感觉很不过瘾。
　　我当时奇怪，为什么电视台不把这好看的内容多播放一些?为什么电视台总是播放没意思的开会、访贫、调研、参观等等?简直枯燥、乏味!那时我就想：假如我手中有摄像机，一定会把农村里最生动、最亲切的画面搬上荧屏。
　　我就是这样一个喜欢空想的人，老婆讥讽我是空想家。原因是我的想法总是脱离实际。那时农村里刚刚分了“责任田”，我跟家人正在侍弄着几亩黄土地，指望着从土里刨出粮食来填饱肚皮。那时谁想脱了农民的皮都很难，更别说要去当一个拍电视的。但是梦想一直在我的心里，就如同一颗种子，终归是要发芽的。
　　
　　我的人生发生了改变
　　
　　2005年的年末，一则在《南方周末》上刊登的消息扭转了我的困境。我有幸参与了“村民影像计划”；有幸到了草场地工作站；有幸结识了吴文光老师；有幸掌握了摄像的基本技术与基本常识；有幸能继续拍摄下去(因为吴文光老师免费提供了带子)。2005年的年底，在草场地工作站的帮助下，我的第一个十分钟短片《一次失败的选举》出炉。这以后，我有幸成为吴文光老师的学生，有幸得到他的耳传心授。
　　
　　吴老师的教法很奇怪，他没给我们正规上过一堂课，最初只是教了我们怎么开机、关机，怎么样拿稳机子，下来就让我们交了三分钟的练习，算是唯一的一次作业了。我有时也纳闷：吴老师都教了我们什么?似乎什么都没教。他从没说过应该拍什么，不应该拍什么；也没说怎么拍。他只说定位，立脚点等等，下来就由着我们想拍什么就拍什么了。他也好像只跟我们聊素材，聊我们村民各自的素材，聊一些青年导演的片子，就这些。
　　但是我跟吴老师三年，改变了很多。原先一门心思找题材，现在冷静多了。我还去找什么题材?身边有的是，何必舍近求远。过去，我想用做片子赚钱，想证明一个农民也有这个能耐。现在意识到当初的想法太幼稚了。吴老师好像是专门给我的欲望降温的，让我在拍摄的过程中排除杂念。
　　2007年的年底，我的第一个九十分钟的长片――《我的村子2006》也出炉了。当然，也是靠了吴老师和草场地工作人员的全力支持。比起三年前，我平心静气了许多，我现在想的是片中的不足之处，想的是如何做好下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