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国际竞争力
中国金融开放的基础
为实现中国金融开放的战略目标,我们在上一章分析和论证了中国金融的防风险能力。这固然十分重要,但其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讲,依然是“防”,而“防”往往是被动的。要主动,就要提高国际金融竞争力,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竞争,在竞争中谋生存,求发展。因此,本章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中国金融的国际竞争力,并提出增强中国金融国际竞争力的对策和措施。
第一节 金融国际竞争力理论和指标体系
一 国际竞争力理论
金融国际竞争力是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正确理解金融国际竞争力概念,有必要对国际竞争力理论进行简单的分析和介绍。追溯国际竞争力理论,可谓源远流长。早在18世纪,亚当·斯密就提出了比较优势的概念,提出竞争力思想,强调一个国家的出口要有竞争力,必须有相对比较低的生产成本。后来,李嘉图强化了比较优势的概念,提出了著名的比较优势理论。他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从生产成本的相对差别分析了国际分工的优越性,强调了在国际间资本与劳动不能自由转移的条件下,各国应专门生产那些在生产成本上最有优势的产品,从国际交换中得到好处。这实际上为国际竞争力概念的提出创造了理论基础。当时人们对国际竞争力的理解还是比较粗浅的,仅通过产量、土地、资本、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来测评国际竞争力。但是经济学家逐步意识到仅仅是生产情况并不能代表国家的竞争力,如公元七世纪中远远超过18世纪末的英国,但并没有发生使其国力突飞猛进的工业革命,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体制和创新对竞争力的重要影响。
到了20世纪,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对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熊彼特(Schumpeter)引入创新概念,强调企业家创新精神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发动机”的作用,指出企业家能够有竞争的环境施展自己才干的机会才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关键。索洛(Robert Solow)通过对1948~1982年美国经济发展的增长要素分析,发现专有技术与劳动力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50%以上,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因素。
1990年代,研究竞争力的学者更多,其中以哈佛大学的米歇尔·波特(Michael Potter)最为杰出。他认为从企业层次上说,国际竞争力意味着能以一套全球化策略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能力,当从国家的层次上考察,国家竞争力的惟一意义就是国家生产力,国家与产业竞争力的关系,正是国家如何刺激产业改善与创新的关系。国家可以指导繁荣、带动结构变迁和产业升级的力量,也有妨碍再进步的高度风险。当它干预过多时,不但对实践和创新没有好处,还会钝化生产力的提升,当它对产业过度保护时,也会削减民间部门投资与冒险的意愿,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企业的发展速度与国家息息相关,国家是企业在国际间创造或持续保持竞争优势的决定
因素。他利用著名的“菱形的钻石体系”,提出有两组因素决定国家的竞争优势,第一组是基本因素,包括生产因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援产业的表现、企业的策略、结构与竞争对手,第二组是附加因素,包括机会与政府。第一组四个因素构成的菱形关系,被波特称为“国家钻石体系”,他认为国家不能仅依靠单一优势,如廉价劳动力,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加快,这种优势会很快消失,这样就形成静态失衡的菱形,无法再保持优势。所以一国的竞争优势,要厚植于持久的“钻石体系”上,即两组优势要互相发展、配合、刺激和提升,这样才能够形成国家竞争力不断进步的最佳组合,即动态发展的菱形。
关于世界各国国际竞争力的评比,有很多权威机构,目前最著名的有世界经济论坛(WEF)和洛桑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IMD),WEF认为,国际竞争力是一国能够实现以人均GNP增长率表示的经济持续增长能力,它在强调提高经济增长率的同时,也强调要持续增进人民生活水平。WEF认为实际经济增长率由三个因素决定:竞争力指数、期初人均GNP水平、其他偶然事件。竞争力指数包括八大要素:开放程度、政府、金融、基础设施、技术、管理、劳动和法律制度。IMD认为,国际竞争力是一个国家持续稳定创造增加值及增加国民财富的能力,它认为国际竞争力依靠国家形成的持续创造增加值环境的能力,这些环境包括教育、价值体系等。IMD把各国形成的环境归结为四对相辅相成的要素的运行结果,它们是国内经济与全球经济、引进吸收能力和输出扩张能力、国家资产和国家经济过程、个人风险和社会凝聚力。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评价国际竞争力的八个要素:国内经济、管理、科学技术、国民素质、政府、国际化、基础设施和金融。
总之,经济学家对什么是国际竞争力,还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但大多数认为国际竞争力具有以下共同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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