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耀州窑.doc

宋代耀州窑
　　在中国瓷业的发展中，先后出现过不少名窑。这些名窑因制瓷工艺精湛，瓷釉品种和装饰手法精美独特，瓷器产品精良，在同时代中脱颖而出成为时代的佼佼者，耀州窑就是其中的一个。在宋代名窑中，耀州窑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北方著名窑场。它以盛产风格与特色独具的剔花、刻花和印花青瓷，成为我国北方青瓷的代表，进而又成为宋金时期耀州窑系的代表和中心窑场。然而，能够认识耀州窑的辉煌历史却并非易事，这处名窑因明清以来的说陶者不识“庐山真面目”，而长期泯没于名窑之外。直至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多次田野考古才重现风采。
　　
　　蒙冤的名窑
　　
　　耀州窑被排除在宋代名窑之外，是从明代开始的，根据是明代吕震等撰《宣德鼎彝谱》中“内库所藏柴、汝、官、哥、定”的记载。此书后来被学术界考证为明代晚期才编著的托古伪书，并不能代表宋代名窑的真实情况。其实在宋人的笔记、小说和有关宋代文献中，对耀州窑的记载相当多，如宋代《清异录》《老学庵笔记》《清波杂志》《元丰九域志》和元人《辍耕录》《宋史》等均有述及，特别是《元丰九域志》《宋史》和新近才发现的金代大定年间《耀州吕公先生之记》碑，均有耀州窑在北宋和金代给宫廷贡瓷的记载。可以这样说，元代以前的古文献对耀州窑的记载，比明以来所称“宋代五大名窑”中的某些窑还要多，其中的钧窑就不见于宋代文献记载。这说明耀州窑在宋代的名窑地位并不在“五大名窑”之下。
　　
　　然而两宋和金元时期对耀州窑的记载，仅限于只言片语，对该窑状况和产品的全貌并不得其详。仅有的一些记载，又被明清以来的文人演绎或曲解，到了近现代，中外学者已不能认清耀州窑的真实面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外学者对一些传世耀州窑青瓷一直不能确定其窑口，曾将五代至北宋初的剔花耀州青瓷认作“东窑器”；宋代的印花、刻花和素面耀州窑青瓷，错认作“汝窑”“北龙泉”“北丽水”；金代的月白釉耀瓷，被认作“白龙泉”。对于耀州窑其他时代的青瓷和黑、白、茶叶末、花、酱等色釉品种的瓷器，就更和耀州窑沾不上边了。这一时期里，也有一些很有见识的学者，认为上面所述的宋代传世耀州窑青瓷与汝窑和龙泉窑的特征不同，但又不知这些瓷器具体产于何处，就含混地称之为“北方青瓷”。一个古代的名窑和名瓷，就这样蒙冤和泯没在古文献之中。
　　
　　半个世纪的耀州窑考古
　　
　　耀州窑位于西安以北近百公里的铜川黄堡镇，其地宋代辖于耀州，故名耀州窑。现今对该窑的正确认识和全貌揭示，是通过考古工作获得的。半个世纪以来，几代学者对耀州窑遗址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考古和研究工作，使耀州窑的发展历史得以澄清并得以系统化。
　　最早到窑址实地考察的学术界人士是北京故宫的陈万里及其助手冯先铭、李辉柄。1953年北京广安门工地出土了一批青瓷碗、盘标本，多饰有印花龙凤纹。陈先生看后，又查阅了耀州宋代贡瓷的资料，遂在次年来耀州窑考察。在黄堡镇找到了古窑址，还发现了我载制瓷工艺的北宋元丰七年《德应侯碑》，采集了一批与广安门出土青瓷相同胎釉的宋代青瓷片。此后通过撰文，初步澄清了明代以来对宋代耀州瓷的误认。
　　195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王家广副所长曾任轻工部陶瓷处处长，对耀州窑很重视，建所伊始，曾派唐金裕赴耀州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在黄堡揭示出上、中、下三个文化层，分别代表金元、宋、晚唐三个历史时期，出土瓷片8万多片。这是我国对古瓷窑址进行的首次大面积科学发掘，为耀州窑研究增加了有关历史时代的信息和新的科学资料。发掘报告使外界首次对耀州窑有了较系统的认识。
　　1973年，为配合窑址区内的铜川灯泡厂基建，笔者受派赴窑址主持发掘，找到了唐宋之间的五代青瓷，还出土了青瓷之外的多样瓷釉品种，拓展了视野，对该窑增加了新认识。
　　
　　1984～199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派杜葆仁和笔者共同主持窑址发掘，连续发掘14年，，是迄今规模最大的一次窑址发掘，揭示出唐、五代、宋、金、元、明六个时代的文化层，出土瓷片逾百万。搞清了耀州窑黄堡窑场唐代创烧，五代成熟，宋代鼎盛和传播，金代延续并烧瓷中心渐东移，元代衰落，明代停烧。出土的陶瓷制品达20多个品种，除瓷器外，还发现唐三彩和琉璃建材，使耀州窑中心窑场的历史发展全貌系统展现在世人的面前。此次发掘成为20世纪全国百项、陕西十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耀州窑博物馆。
　　进入新世纪，耀州窑考古向纵横多方发展，由薛东星和笔者共同主持，2002～2005年，重点调查发掘了黄堡窑场逐渐东移后的立地坡、上店、陈列三窑场，揭示出金、元、明、清、民国五大时代的文化层，出土瓷片逾10万片，搞清了耀州窑东移的线路和后期的中心陈炉窑场烧瓷的全貌。将耀州窑的烧瓷历史，从800年增至1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