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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心病：价值观缺失所致心理障碍
徐凯文　北京大学副教授，北京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徐凯文是北京大学心理系年轻的副教授，同时主持着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的工作，还要到全国去做心理创伤、危机干预的教学和一线工作，非常繁忙。为什么他要专门花时间来讲90后与“空心病”的话题呢？因为这是他近5年来在临床工作中发现的一个非常令人揪心而困惑的现象，我们的年轻一代的心理健康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严峻，而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功利化教育对价值观的剥夺所致。　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问题，也是近些年来越来越多见的心理问题，我会把它叫做“空心病”，这是我个人的见解，并不是很成熟的诊断名称。　　是什么因素造成了　　异常的精神障碍的爆发　　我想从13年前开始说起。　　17年前我还在北大心理系读研究生，当时《临床心理学》是必修课。这门课的主讲教师是王登峰老师，也是国内著名的人格心理学家。2003年4月1日，发生了很多中忆犹新的事件，就是张国荣自杀了，他从一座大饭店的高楼上高坠死亡。　　我当时除了是心理系的研究生以外，还算是一个蛮有临床经验的精神科医生。当时讨论这个案例时，我大概会这样说，“抑郁症那么难治疗吗？”因为当时我已经治疗过很多抑郁症，实际上抑郁症有很多很好的药物，效果也很不错。除此之外，还可以做电休克——我没有看过做电休克无效的抑郁症患者。　但是13年过去，我差不多在2010年的时候提出关于自杀危机干预的理论，叫“树理论”。简单讲，一个人之所以会出现自杀的问题，基本上是由三部分因素组成的：树根，一个人成长的原生家庭和环境。如果一个人原生家庭有很多问题，他很容易出现抑郁或者绝望，甚至自杀的问题；树干，主要是指他的社会知识系统，以及他的信仰、理想和价值观。　树叶，是一个人的成就感、自我肯定。当我在五六年前提出这样一个“树理论”时，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绝大多数个案都是源于家庭的问题。实际上，无论是家庭治疗、精神动力治疗还是认知行为治疗，我们都有很多成熟的方法可以去改变原生家庭对于个人的影响（这部分内容凯文将在他的“心理创伤十讲”微课系列讲座中系统探讨，购买请点击 阅读原文）。也就是说，人人都有心理伤痕，这种伤痕可能是我们痛苦的来源，是我们感到抑郁甚至于绝望的原因。
　　　　　但是这种状况在最近五年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在中国，尤其在我每天都面对的大学生当中。问题变得越来越特殊，我们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我刚开始工作一直到研究生毕业的那十年中，大多数来访者都还是神经症水平的问题，人格障碍还很少见。　　而我们现在的临床工作中遇到越来越多的是人格障碍水平的个案，是那些看起来亲密感有严重问题、人际关系有严重问题，界限不清楚而且情绪特别容易失控，经常自杀自残的个案。　　而更困难的个案大概是从四年前开始我所接触的一个个案。　　先分享一个整体感受。最近三年中，无论是大学还是社会上的心理咨询机构中，咨询量都在倍增。在这样的背景下，是什么因素造成了精神障碍的爆发，以及出现一些新的形式呢？它们比强迫症、神经症障碍以及人格障碍还更困难，甚至让我们感到束手无策。　　比如说我今年刚送走一个我们的学生。三年多前，他大一，是一个成绩非常优秀的同学，进入大学第一个月就有尝试自伤的行为，第四个月期末考试阶段就有尝试自杀的行为。　　第一次危机干预是我做的。我发现他自杀的原因和我以往所有的经验都不一样，我没有看到非常典型、非常明显的家庭问题，也没有看到非常明显的创伤经历，我们看到的是他对学习有种非常矛盾、非常痛苦的心态，这个心态是既一定要让自己考第一名，一定要让自己什么都能够做到最好，但同时对学习，尤其是考试又极其地厌恶。这种厌恶甚至强到不惜用尝试自杀来回避或者处理这样的冲突。　　这个同学在第一次尝试自杀行为之后——他当时也诊断为抑郁症，看过精神医生，也用抗抑郁药治疗，而他自杀的工具恰恰是抗抑郁药，我们及时发现，将他送往医院抢救，救回来，继续做咨询。但是咨询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这位同学咨询的疗效和抗抑郁药治疗疗效都不明显，还是有明显的自杀倾向，所以就将他送往医疗机构，送往精神科专科医院住院治疗。　　我记得当时，医院里国内非常好的精神科专科医生告诉我们，这样的情况应该很容易治疗，我们有非常好的药物——这跟我在2003年时的心态是一样的。但过了两个月，当我到医院里去探望这个同学，和他的主治医生交流他的情况时，主治医生告诉我们“看来疗效不太明显，他现在还是有非常明显的自杀倾向，其实不太有办法。”所以我们继续开始做咨询，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传统的咨询方法还是不奏效，药物治疗也不奏效，他又出现了严重的自杀倾向，最后不得不休学回家。　　在休学期间我也联系和拜托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