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化.doc

天津文化天津的民俗文化有着深厚丰富的内涵和突出的特色。表现在建城设卫、生产、商贸、文化、饮食、服饰、家族、民居、交通运输、人生礼仪、岁时节日、信仰及民间艺术与游艺竞技诸方面。建城设卫: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登基后,将他的儿子们分封为王,驻守在全,就是现在的北京。朱元璋去世后, 传位给他的长孙朱允贑。朱棣为与朱允贑争夺皇位,发动了中国历上的“靖难之役”。1399 年,燕王朱棣率军南下,从天津三岔口渡河袭取沧州,于1402 年攻入当时明朝首都南京,登上了天子宝座。朱棣登基后,对他争夺天下时经过的三岔河口十分赞赏,认为是块风水宝地,叫群臣献名。最后,朱棣选中“天津”二字,意为“天子渡津之地”,天津由此得名。不久,朱棣迁都北京,天津便成了京城的门户,军事地位日益重要。明朝永乐二年(公元 1404 年),在天津设卫, “卫”是明朝的一种军事建制,天津共设三卫,驻军 。于是,人们又把天津叫做天津卫。设卫就要筑城,天津作为一个完整意义的城市历史由此而开始。天津是码头文化: 天津是具有典型的码头文化的城市之一, 又有不同程度的满族遗风。而这些都具体的体现于天津的语言,饮食,风俗等各个方面。天津有发展的优势,却又有临京的尴尬。清代以来,天津周边地区水灾频仍, 河北、山东、山西的大量难民挈妇将雏涌入天津。他们面前无非两条主要出路: 一是收破烂,回收废品糊口;二是干脚行,扛包装卸养家。大批难民“闯码头”涌入天津的同时,也将他们各自的地方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和晋阳文化带到了天津。以码头为特色的世俗文化表现在民间艺术上是曲艺,因而天津成为北方曲艺的大码头。码头文化催生了天津特色食品: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耳朵眼炸糕、煎饼果子等———就餐时不用碗筷,也不必正襟危坐,用荷叶一包或用纸一托,卷起来就咬,可边走边吃,既方便省时,又价廉实惠,吃起来瓷实,还不耽误扛包上跳———这就是码头文化在天津民间饮食上的典型体现。脚行胡同,在天津至少有两处,一在河北大街,一在中山路。1982 年,前者更名为新胜利胡同,后者更名为自强胡同。原脚行胡同最初的居民,就是被封建把头剥削的搬运工人。天津早期脚行主要集中在三岔口、针市街、海河码头和盐坨地区等地。脚行把头们勾结官府,分界把持,形成封建割据的把头制度,大把头多为恶霸,残酷盘剥搬运工人,欺压百姓。杨柳青年画、天津快板、泥人张等,把天津民俗文化张扬得淋漓尽致,坊间还流传着京剧大腕不到天津过一过就红不起来的说法。天津具有独特的人文背景,码头文化塑造了天津人热情、开朗、幽默的性格,因而天津被称为笑的故乡, 在这里产生过马三立为代表的众多相声名家。近代天津码头,产生了以“熬刑”、“械斗”、“割肉”而全国闻名的“混混儿”现象。天津混混儿,既是有组织的地痞流氓,也是本地盘内居民公共利益的保护者。他们为争地盘的群殴械斗,骇人听闻;但见到地面上鬼秤骗人和偷盗行为,则出头揭露或奋勇追捕;每遇火灾,会奋不顾身前往扑救;在为地方公益出钱出力时,毫不含糊;在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还能为国家豁出性命———电影《老少爷们儿上刑场》就以此为题材。混混儿这个特殊的群体,是码头文化、平民文化、燕赵文化与游侠文化相互渗透而生成的一个畸形儿———集不法行为与侠义之举于一身,既遭人批判唾弃,又颇能得到几分敬重。码头文化的流动性,赋予天津人更多的开放性和兼容性;码头文化的竞争性, 赋予天津人更多的危机意识和较强的求生意志;码头文化的多元特征,则赋予天津人更多的自由精神和适应能力。但也应看到,由于码头文化的主体成分是失去土地的北方农民,他们以“闯码头”的形式进入天津,其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都属于小农经济式的,在讲义气、抱团儿、性情豪爽淳朴之外,视野狭隘、不思进取、小富即安的思想性格弱点也显而易见。津门三绝: 天津风味小吃的制作多以面粉为主料, 有油炸、煎烙、稀食和粘甜食四大类。狗不理包子、桂发祥麻花、耳朵眼炸糕居首,被誉为“津门三绝”。到天津不吃“狗不理包子”, 是旅游者的遗憾。刚出屉的热气腾腾爽眼舒心的包子, 看上去如同薄雾之中含苞秋菊, 再咬上一口, 油水汪汪, 香而不腻。狗不理包子好吃关键在于选料、配放、搅拌以至揉面、擀面都是有一定的绝招儿, 特别是包子褶花匀称, 每个包子都不少于15个褶。“狗不理”包子铺原名“德聚号”, 已有百余年历史, 店主叫高贵友, 他的乳名“狗子”。因其父四十得子,为求平安养子,故取其名。他的包子很受顾客欢迎,生意越做越火, “狗子”卖包子忙的顾不上与顾客说话,人们取笑他: “狗子卖包子, 一概不理。”日久天长, 喊顺了嘴。包子出名了, 高贵友的大名反倒被忘记了。狗不理包子不仅在历史上为慈禧太后喜爱;今天,也深得大众百姓和外国友人的青睐,许多国家都已经“输入”了“狗不理”。桂发祥麻花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