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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叶利钦辞职演说中充满忏悔
叶利钦辞职了。在我看来，他的辞职演说在政治史与思想史上均具有历史价值。
事实上，正如你所指出的，激进的自由主义者确实犯了以理想主义的“想当然”的错误。我指的不是历史经验中长期相互作用的条件下，某一种被人们认为的“好的”制度或因子（如议会政治等等），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所有的因子的存在，是每一个因子发挥正面的积极作用的社会前提。
当年严复批判简单的西化论者所犯的思想错误时，曾用了“牛足装马蹄”的生动比喻，我们正好可以用这个比喻来说明问题。中国与俄国的激进自由主义的最大的思想误区在于，他们以为因为马之所以比牛跑得快，就是由于前者有良好的蹄，于是自由主义正是通过外科手术式的休克疗法把西方的“马蹄”装到中国或俄国旧体制社会的的“牛腿”上，以为这样牛就可以跑得和马一样快了。然而，马蹄要发挥正常的作用，必须以马的骨架为支撑条件，而以此类推，马的骨架又必须相应以马的肌肉系统、血液系统、循环系统、内分泌系统、乃到基因结构作为条件，所有这些系统都是互为条件的。于是人们终于最后发现，除非人们把“旧体制”社会这一头“牛”，瞬间地全部地变成一匹“马”，否则就无法解决问题。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当人们通过休克疗法把西方市场经济规则与民主政治的制度这些“马蹄”装到原先属于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社会的“牛”身上去以后，牛不但没有跑得象马一样快，而且连自己原来具有的负重能力与自然生存能力也由于新旧制度因子之间无法结合而失去了。整个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这就是为什么叶利钦所说的，“结果发现我在一些事情上太天真了。在某些地方，问题看来非常复杂。我们是在错误和失败中强行前进，很多人在这困难时期遭受到冲击。”这也是为什么叶利钦会常常在深夜中内心充满痛苦。在“多少无眠的夜晚，摧心地忧虑着”的原因。
我的观点其实一点也不复杂，以上运用严复的比喻。实际上已经能相当充分地表述我想表述的基本旨意。在八九年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前，我就在一次苏联学者参加的改革学术讨论会上，把我的那篇批判自由派的理想主义改革观的文章送给一位苏联学者，希望他能转给苏联的决策者们。可以说，当时我就多少有点意识到，苏联人与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一样，似乎当时很可能无法避免这思维方式上的错误。后来，苏联巨变之后上台的叶利钦，只是在这种“制度决定论”的激进理想主义错误道路上走得更远、更为变本加厉而己。我常常在想，为什么当时那么多人，无论是中国人、俄国人，包括那些自认为好心的西欧人、美国人，都会入了迷似的相信，以为简单地仿效西方制度，就能使中俄一步到位实现经济改革与政治进步？为什么以天下之大，居然在当时就没有多少人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更何况，中国近百年历史，如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的失败，等等，实际上已经为这种思想支配下的政治失败提供了生动具体的前车之鉴，为什么人们还是那样漫不经心？
从八十年代中期我与一些激进派进行论战以来，我就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