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评价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思想史地位《河北学刊》( 石家庄)2012 年1期唐正东当然, 一旦现实背景发生变化, 黑格尔这种观点的神秘主义特性就会显露出来。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的马克思所处的就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现实背景。马克思当时所关注的是革命, 而不是对当下现实之意义的理解,“我们必须彻底揭露旧世界, 并积极建立新世界”。(第 63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 对于作为一个革命者的马克思来说,需要批判的当然不是作为理念的国家及其分有形式, 而是现实存在的国家、市民社会等。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下,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在黑格尔那里, “现实性没有被说成是这种现实性本身,而被说成是某种其他的现实性……观念变成了主体, 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的关系被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象活动。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 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 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都是颠倒的”( p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这种批判无疑标志着他在哲学方法论上转向了一般唯物主义的层面。这种转变是十分重要的, 没有它, 就不可能有马克思在客观现实性层面上对人类自由与解放道路的探寻。然而,同时也应看到的是,马克思仅仅得出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对于其哲学思想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层面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过分夸大这一文本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作用。笔者认为, 在我们以往对马克思这一文本的解读中, 或许存在着对马克思上述观点的内涵作了过度诠释的嫌疑。我们实际上是用马克思后来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来追溯他此处的思想了。但马克思此处的“国家”难道等同于后来的“上层建筑”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 “家庭”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经济基础”,它又是如何决定“国家”的? 笔者认为,导致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此时还不具备全面批判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思路的学术能力,而只能借鉴费尔巴哈的观点来展开对黑格尔法哲学之观点本身的批判。此时的马克思努力把黑格尔法哲学中的主宾关系颠倒过来,但他只是从客观事实性的层面论证了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 “国家是从作为家庭的成员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群体中产生的”[4](P12) , 因此, 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与构成部分, 或者说, 家庭和市民社会使其自身成为国家。仔细辨析不难发现, 马克思此时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理解是不深刻的。,“市民社会”在马克思的脑海中所显现出来的,重点不是英国式的“社会”, 即以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关系, 而是德国式的“市民”, 即拥有特殊政治权利的个人。正是从这样的个人出发, 马克思才会说国家是从家庭成员和市民社会成员这样的群体中产生的。但这样一来, 要想了解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就很难了。马克思事实上是在到了法国巴黎之后, 才逐步认识到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所具有的理论地位, 并在其后的理论探索中逐步认识到这种经济基础与政治等上层建筑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的。首先应该肯定的是,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这种超越, 在其哲学发展史上显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如果没有这种超越, 马克思就不可能站在唯物主义的平台上推进其对历史发展的内涵及其意义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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