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社会法之治”-社会治理毕业论文.doc

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社会法之治”摘要法治社会语境下的社会法, 应当是涵盖典型社会法和“社会性法”的广义社会法体系。它在我国法治社会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工具价值, 包括改善基本民生、实现社会公平、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引导公民遵纪守法以及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重大方面。同时,必须认清,社会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属于后进之学、势微之法,于立法、执法、司法救济等环节都存有弊端,必须认真反思, 努力重构,否则将阻碍其自身在法治社会建设中发挥应有的功能。本团队长期从事论文写作与发表服务,详情伍老师扣扣:三零零四零九八三关键词法治社会社会法立法执法司法救济作者简介:胡蚯蚓,荷兰莱顿大学法学院。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9-0592 ( 2016 ) 05-151-06 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①历史经验证明,法治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所创造的最佳治理方式。放眼经济、社会快速转型的当代中国,协调与失衡同在,进步与流弊共生。唯有依法治国,方能固本安民。大力推进法治建设的当局中央政府将法治的内涵创造性地拓展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三个层面。其中,法治社会建设致力于建立全体社会成员自觉遵纪守法的有序社会状态, “在法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依靠法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②这样的价值目标和战略择定与旨在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法之间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契合。后者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过去的十几年间于实践与理论双重维度获得了值得肯定的发展。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残酷事实是,我国在该领域现有的法律制度之完善性和成熟度尚低,远不足以搭建起覆盖各项社会事业的法律构架或法治社会所应具有的运行机制。笔者认为,在当前举国上下全面开展法治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下,两个紧密相关的问题值得被审视,即社会法何以成为“治”的工具,以及中国社会法自身之“治”。两个“治”的含义显然不同,前者是治国、治世,后者是修治、医治。回答前一个问题将有助于厘清社会法在法治社会建设中承担的使命,从而促使立法、司法、执法机关、学术界以及广大人民群众认真对待社会法。后一个问题则重在反思我国目前在社会法立法、执法以及权利救济方面存在的障碍和问题,为社会法今后的发展、完善明确方向,使之在法治社会建设中发挥应有的功效。一、社会法在法治社会语境下应作广义理解确定法治社会语境下社会法之合理外延,是探讨本文核心问题的基础。学界对社会法所涵盖的内容历来存有争议,主要可分为狭义、中义和广义三种学说。狭义社会法一般仅指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中义社会法是“规范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特殊群体权益保障方面的法律关系的总和, ”因而包括劳动法、社会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护法等;广义说认为应当跳出“学术领地”思维,建立广义社会法体系,除了上述中义社会法所包含的法律规范外, 社会法还应包括经济法、行政法中的“社会性法”, 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垄断法、环境保护法等。狭义说的范围过窄, 无法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现实,因而鲜被我国社会法学者采纳。争议主要存在于中义说和广义说之间。笔者认为,在当前法治社会建设的语境下,应对社会法作广义理解。首先, 法治社会建设具有全面性, 即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面厉行法治。抛开环境、消费、教育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去谈生存权保障、谈社会治理、谈公平正义难免流于狭隘和片面, 无法全面揭示社会法对法治社会建设的价值。其次,社会法存在的意义在于保护弱者,解决社会问题。然而对于“哪些弱者是社会法的保护对象”以及“哪些社会问题由社会法解决”,并没有明确的评判标准。如果劳动者、贫困者、残疾人、未成年人、妇女是弱者,那消费者和生活环境被污染的群众又何尝不是?既然劳工问题、济贫问题、特殊群体保护问题是社会问题,那同样困扰公众的环境问题、消费者问题又何以被排除在外?面对这些疑问,中义说并不能给出有力的回应。于是, 不同中义说学者眼中的社会法所涵盖的内容可能大相径庭, 用冯彦君先生的话就是, “社会法成为一个极具弹性的‘菜篮子’, 只要是菜,至于往里面装什么,则取决于选择者的认识与偏好。”广义说可以避免因认知差异而造成的社会法内涵上的随意性。但更重要的是,主张广义社会法并不是为了解释公法和私法之外的“第三法域”,③或为经济法学寻求具有解释力的研究进路, ④而是为具有内在相似性并逐渐交融的社会问题寻求“整体解决方案”。换句话说, 并非所有兼具公私法属性的法律或所有经济法都属于社会法,被捆绑在广义社会法体系中的法律应当具有相似的内在理念。消费者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等“社会性法”企图保护弱势自然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免受强势法人的侵害,这一点与劳动法并无本质区别。而自然人身份的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