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根溯源（第一集）.doc

追根溯源（第一集）.doc追根溯源(第一集)我们的经济生活是一首协奏曲,国家、企业、个人就像不同的乐器,,他们的音色高低,曲调急缓,让乐曲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节拍。2008年开始,经济危机的迷雾笼罩全球,西方国家不约而同地打出了这样一张牌――“国有化”。全世界开始激烈地讨论,究竟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抵御危机?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改变了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物质精神生活。中国融入世界的速度和魄力,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的重大事件。可当西方人把目光投向中国,他们发现,在这个国家内部,关于“国有”二字的争论,比他们还要激烈。中国的国有企业,似乎总蒙着谜一样的面纱。国有经济的角色?美国《财富》杂志总编苏安迪,对“财富500大”榜单透露出的一个信息很感兴趣,在上榜的79家中国企业中,有63家是国有企业,比例接近80%。近距离地观察这些企业,是苏安迪中国之行的一个目的。得知中国铁建地铁加隧道建成的里程达到1万公里,几乎把地球沿着直径能够打通。苏安迪有点惊讶,但他也找到了这家企业在榜单中迅速上升的原因。从2006年进入“财富500大”榜单,中国铁建每年的营业收入都在以超过25%的速度增长。根据公司营业收入制作的“财富500大“榜单,描绘出了这样的竞争轨迹。1975年的第一张榜单,美国上榜企业最多,有241家,日本54家,英国49家。直到1989年,这张榜单上才第一次看到中国企业的身影。从2002年开始的十年,美国和日本上榜的企业数量逐渐减少,榜单上的中国企业数量一直在增长。身处冰冷的隧道,苏安迪触摸到了中国经济的热度。在他看来,当前全球的目标,是从国家层面摆脱危机。每个国家都在探索自己的模式。苏安迪说:“我们看到的这种方式很灵活,并不僵化,一方面这些企业引入了公众股份,但同时政府给他们帮助和支持,两样都有,我觉得这是中国特有的方式,对中国有效的话,那么就适合中国。”就在苏安迪探访中国铁建的同时,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也正在和学生们,讨论工业化进程下,中国模式的由来。胡鞍钢说认为,“工业化也有不同的模式,一种模式,就是我们称之为叫做私人发动,就是主要靠私营企业,基本上欧美国家是这样。第二种是政府发动的。”中国一直在工业化的路途上追赶。1949年,车水马龙的列宁格勒,显示了苏联这个新兴国家的繁荣;之后不久,英国约翰布朗造船厂里,巨型船舶正在轰鸣中建造;当陆地巡洋舰越野车在富士山上测试耐久性,当萨拉托加号航母驶出纽约港;中国,还是一个在田野上跋涉的国家。为了快速建起新中国独立的工业体系,156个“国家重点项目”,近5万家国有企业应运而生。他们,支撑起新中国经济的基础,为国家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但到了1978年以后,中国逐渐地就从一条腿变成两条腿,既有国有企业,也有个体户,后来又有外资企业,进而又有了私营企业或者民营企业,就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两条腿走路。借助国家力量的推动,来实现经济复苏和追赶,并非中国独创。在欧洲,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模式。《石油战争》的作者恩道尔,28年前定居德国。铁路是他出行的基本工具,也是他观察欧洲经济的一个窗口。恩道尔的家距法兰克福50公里,,比开车省钱。而德国铁路就是一家国有企业。在德国,目前还有59家国有控股企业,%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自这些企业。独立经济学者威廉?恩道尔说:“德国的国有企业在过去的20年中进行了改制,比如德国铁路和德国电信,这样的国有企业都在上市后成为公众公司,但是国家依然拥有大多数股份,或者控制一定的股份。”国有企业在欧洲大规模出现,是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出于备战和对抗危机的需要,英、法等国将一部分私人工矿企业收归国有,而欧洲另一次国有化浪潮发生在二战之后。威廉?恩道尔还说:“法国二战后百废待兴,经济落后,只剩下了农业,而且是初级农业,可戴高乐的理想是将法国建成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能够与美国比肩,于是他们制定了国家5年发展计划。”戴高乐的理想,后来变成了现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法国出现了欧洲宇航、空中客车等一批世界级大企业。在英国,铁路、电力、电讯等行业,当时也百之百属于国有。然而,这些企业也开始显现出效率低下的一面,那时候的英国装一部家庭电话需要等上两年。面对民众的抱怨,英国政府启动私有化改革,其他国家纷纷效仿。在这一轮私有化浪潮中,俄罗斯的故事尤为曲折。康斯坦丁是俄罗斯电视台的纪录片导演,他正在全世界寻找可以借鉴的发展路径。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康斯坦丁已经去了欧美十几个国家。现在他来到了中国。康斯坦丁对私有化问题格外关注,源于俄罗斯当下越来越激烈的争论。俄罗斯政府刚刚宣布,2013年以前至少会将8家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政府的举动,让包括康斯坦丁在内的很多俄罗斯人都很担忧。他们不希望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震荡再度上演。1991年,苏联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