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_一起国有企业工人集体行动的个案分析_佟新.pdf

延续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一起国有企业工人集体行动的个案分析佟新提要:本文以国有企业Z厂的一项反对兼并的集体行动为例,分析了工人集体行动的“框释”过程,工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负面经历凸显了他们对社会主义文化传统的认同,兼并式改革所具有的私有化性质激发了工人们的“主人”观念,加剧了工人对“共同体”和“家园”的留恋与集体认同。事实上,工人们意识到自己留恋的、能够提供生存保障的传统国有企业的“庇护”已经逝去,但他们可能借助那个时代的文化传统来为其群体利益的实现寻找合法性和可能性。这种延续着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亦可能改变中国市场化发展的路径。关键词:社会主义集体行动文化传统一国有企业改造无疑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笔,以破产、倒闭、出售、兼并和股份制改造等手段进行的国有企业(后面简称国企)改制的意义,不仅将众多中小型国企推向市场,同时排出大量原有人员。据统计,在这一过程中,国有单位从业人员由1995年年底的11261万人降至2004年底的6710万人(国家统计局,2005:46),共减少了4551万人,比例为40%。如此大规模的减员是否遇到了工人们的集体抵抗?如果存在着集体行动,那么工人们是如何完成集体行动动员的?其社会动员使用的文化和理念是什么?对此有几种观点,观点之一可称为“分化理论”。有学者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之所以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工人集体行动,是因为这一减员过程首先是以单位内部的“择优”形式完成的,使国企工人群体在年龄、技术层面发生分化,下岗工人们对弱势地位的自我认同,使被分化工人群体无法团结起来采取行动(佟新,2002)。观点之二可称为“顺从理论”。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多数工人在具体改革过程中从情境理性出发,95采取了服从、消极退出、个人倾诉的方式表达不满,但总体来说表现的是一种顺从行为(刘爱玉,2003)。观点之三可称为“传统反抗理论”。这些学者认为,工人们是具有强烈抵触情绪的,但是工人在抗议中诉诸的权利观念,仍然根植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那种权利观念,他们尚未能够依据已经发生变动的所有制关系,重新理解和定义自己的权利,并为争取这种权利而展开行动。这说明工人对企业改制的抗议,并不反映他们已经产生明显的阶级意识,目前的政治体制限制了工人认识和保护自身利益的能力(陈峰,2003)。观点之四可称为“受害者理论”。该理论认为,国企改制对工人利益造成了制度性侵蚀,改制包含着一系列对工人的严厉措施:如集体下岗、丧失福利、恶化的工作条件等。工人在丧失国家有效保护的同时,因为没有自己的组织,逐渐成为市场和专制管理的受害者(Lee,1999)。观点之五可称为“压制理论”,即认为国家角色并非呈现出减弱的趋势(waningofthestate),而是从直接控制(control)转为外部的宏观调控(regulate),各种用来调节社会秩序的社会政策(socialpolicy)都会对劳工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生产组织以“失序专制主义”(anizeddespotism)替代了“新传统主义”,在市场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下,工人阶级的型构不单受到经济资源分配的影响,也关乎权力、道德、文化观念和社会冲突的根本重整(李静君,1999)。赵鼎新和孙立平对社会运动及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思考将国企工人的集体行动置于更广大的社会运动背景下,由此理解动态的,2000、2005)。而西方社会学界近十几年来对有组织的集体行动的研究,常常将其归因为: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精英团结的程度、政治法律结构和地方文化等等(Vincent&Hodson,2004)。1997年6月,国有Z厂发生了一起工人集体行动,值得关注的是,工人的集体行动与厂职代会或地方政府在何种意义上或通过何种形式发生关联。计划经济时代的组织制度为何依然为市场经济下工人的集体行动提供了合法和有效的组织支持。这些问题,使我们可以进一步回应陈峰和李静君在研究中曾经关注过的话题:工人在抗议中诉诸的权利观念与市场社会主义社会结构下道德和文化观念的重整,工人集体行动的文化基础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究竟有怎样的关系?工人集体行动的文化基础之所以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并非是现实本身,而是人们对现实的解释引发了人们的政治行动(Klandermans,1989)。集体行动的发生是因为存在一种集体行动的框释(collectiveactionframing),即一种与集体行动有关的认知和归因模式。它是集体行动参与者解释自己处境的一种共同认知,帮助人们确定其面临的问题、问题的原因,并对其做出道德判断。集体行动都有一个“框释”的过程,使人们形成对其社会处境的不公正及其来源的集体判断和认识(Tarrow,1998:109-111)。那么,对于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