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教育特征与走向
摘 要:教育变革是当代教育史上重大事件,新儒家作为传统文化教育的负荷者与守望者,其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历史感受为教育变革提供了全新动力。在贺麟看来,当代教育性质上已发生了显著变化,不仅在教育目标上焕然一新,,以做官为教育目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以做官为目的学习,不仅书读不好,而且连政治也做不好,更使得社会各方面缺乏必要的专业人才。教育不应该趋向单一的政治路径,而应该把政治让给那些有政治才能的人去办,使其他专门人才在专业领域发挥专业的能力。这样一来,既能深化专业人士的学术修养,更能使专门的技能人士人尽其才。不仅如此,专业人才也可以进行不同的专业选择,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也可转行主持兵工,喜欢艺术的人可认转而从事印刷,医治动物的人可以学到博士,但并不妨碍他们对于专业的认识和深度。也就是说,教育的目的不是专门养成一些文弱的特殊的士大夫阶级,而是要造就有学术修养的专门人才。
贺麟的这些观点是他对社会变化的感悟和对其“新儒者”理想人格的塑造的进一步认识和深化,以适应即将到来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需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对专业的要求越来越高,只有具备专业的文化素养的人才能在自己的领域游刃有余,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只有从数千年的德行教育的信条中彻底解放出来,使教育者既不忘自身道德修养,又能参与社会化生产,这样才能真正适应业已来临的社会变革。 二、教育效能的提升与更新——从“百年树人”到“十年树人”的内在可能
贺麟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开启了一个千载难逢的伟大时代,对于教育,我们绝不能因循守旧,走在一成不变的老路上,而是需要锐意进取,提升我们对待教育办学的速度和效能,从而使教育与时代、民族发展的步伐相适应。
他认为,长期以来我们都秉持着这样一种特殊的教育观念:“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是一个很古老亦很普遍的箴言,我们对此话一向认为很有深意。因为这表示办教育要有远大眼光,需要长期培育,不可求近功速效,且表示从事教育的人须有‘终身以之,老而弥坚’的精神。此外还含有办教育须培养良好悠久的研究传统和学术空气”[2]238。从道理上看,这种观念固然不错,但却也与我们生活中的种种现象背道而驰。例如,一个人十年前离开家乡,十年后再回去时,家乡的树木其实并没有多大变化,门前的松柏,溪边的橘树依然如初,然而,在人事方面,旧日的族人,亲戚和邻里可能都已经老死,年轻人成了家,也有成为作奸犯科、為非作歹之人。“总之令人大有沧桑变幻,面目全非之感。而十年内,他们之变好变坏,所受教育之良窳,实为主要因素。”[2]238所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未尝不能有所调整,我们毋宁说是“百年树木,十年树人”。
贺麟指出,学校和教育对人的改变是非常大的,我们要充分认识教育对国家人才的储蓄与培养,“一个良好的学校,教育学生,十年内可以培育出许多人才。一个大教育家或政治家十年尽力教育,亦往往可以有深远伟大的效果。最古的如越王勾践,想要光复国土,亦只需要‘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犹如王通河汾设教,不过三年,便为初唐培植了不少开天国,在十数年内就曾培植出许多人才,在政治军事以及其他各方面都曾发生很大影响。犹如蔡元培先生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前后才不过六年,便作育出许多新文化运动的人才,其后果之大,更是人所共见”[2]238-239。他认为,今天我们的办学条件比以前有了长足的进展,完全有能力通过教育提升树人的实际效率。
贺麟强调,他之所以提出“十年树人”代替“百年树人”,“并不是要在教育大业上欲速助长,急功好利,意思无非要指出教育功效之速,远非如一般人之所想象。这样一方面可以给我们一种鼓励,指导教育不是迂阔难期实效的事,一方面亦可给我们一种警惕,使我们指导若办教育不认真,或方针办法有错误,其坏印象短期内即可立见”[2]239。更进一步说,用“十年树人”取代“百年树人”的教育理念,不是要从根本上颠覆我们的文化常识,而是他通过丰富的人生经验看到人生教育的内在规律:从时间上看,人的存在远没有花草树木长,但却具有更大的可塑性,只要树立正确的教育目标、教育思想,激发受教育者的内在潜能,则在很短的时间上便可收到异乎寻常的教育功效。例如,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在短短的八年时间便为后来培养了的2位诺贝尔奖得主、174位两院院士和100多位人文学者,作为曾经的亲历者,贺麟应该是深有感触的。
三、教育阶段的特点与方式——小学、中学、大学教育阶段的辩证统一
既然教育对人的成长如此重要,且收效如此迅速,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实施教育呢?贺麟认为,人的教育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点,不能一概而论,具体而言,可分为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针对这三个阶段,我们应该制定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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