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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的艺术”出发谈“审美判断”向“目的论判断”的过渡
摘 要:“美的艺术”即为“天才的艺术”,“天才”为“美的艺术”提供规则的才能,“美的艺术”因为“天才”的加持而具有独特性与示范性。我们在进行审美判断时,是不带任何利害的愉品的第二次创作,在这个过程中,对语言的把控得当与否决定了作品的最终呈现效果。《情人》一开篇便体现出翻译者对韵律和节奏的精准掌控,“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3]3,没有想象力的过分泛滥,词语也很平常,但热烈的爱与悲伤的痛都被适当地压抑在一行行的短句中间,笔者每跟随叙述者每读一句,对深沉的爱的理解便更深一层,同时自然地察觉到一段带有遗憾、布满裂痕的爱情故事即将展开。“暗夜透过百叶窗来到了。嘈杂声有增无减。闹声响亮刺耳,不是低沉的。路灯发红的灯泡亮起来了”[3]57-58,王道乾先生精于语言形式的组织,运用诗一般的语句,在一扬一顿间勾勒出暗夜的形状。
“天才”是想象力和知性自由组合形成的一种和谐的比例,“天才”为“美的艺术”提供规则的才能,当我们对天才是什么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有必要对“美的艺术”作进一步分析。
二、“美的艺术”
康德将美的艺术分为三类:语言的艺术、造型的艺术和感觉游戏的艺术。“语言艺术就是演讲术和诗艺。演讲术是把知性的事务作为一种想象力的自由游戏来促进的艺术;诗艺是把想象力的自由游戏作为知性的事务来实行的艺术”[1]128。在诗的艺术中,想象力与知性相互结合,知性的法则发挥作用,使想象力不作毫无边际的无所依附的蔓延,而是按照合目的性的形式达到与知性的和谐一致。 王小波在他的杂文中主要谈论了诗的艺术。在《关于文体》一篇中,王小波强调说:“优秀文体的动人之处,在于它对韵律和节奏的控制。”[2]81诗艺“扩展内心是通过它把想象力置于自由中,并在一个给予的概念的限制之内,在可能与此协调一致的那些形式的无限多样性之间,呈现出一个把这概念的体现与某种观念的丰富性联结起来的形式”[1]132。“控制”一词在此用得十分精当,体现出知性对想象力的合法引导。想象力是漫无边际的,如若不在一个给予的概念的限制之内,它就会失去自己的方向,进而失去被称作艺术品的资格。正是因为知性的合理引导使读者在感受诗的艺术之时,通过反思觉察到其中的合目的性,进而生发出对于美的愉悦情感。王小波在这篇文章中对喧嚣而浮华的文体进行了批评,他认为这类文体过分追求韵味,喜用大量典雅精美的词句铺陈,尽管看来洋洋洒洒一大篇,却无法带给人愉悦的美感。这便是想象力过于释放,而同时又缺乏知性的引导所造成的不良后果。
康德认为,美的艺术是天才和鉴赏力的结合,美的艺术是一个使概念得以普遍传达的形式,然而这形式却不像自然美一样是浑然天成的,“这形式并不是仿佛某种灵感或内心能力自由激发的事,而是某种缓慢的甚至苦刑般的切磋琢磨,以便让形式适合于观念却又并不损害这些能力的游戏中的自由”[1]120。艺术家想要创造出最满意的形式,必要时候,不得不运用反思判断力思考如何保持住形式的合目的性,就算损害想象力的自由和丰富性也在所不惜。王小波谈到自己读《情人》的体会——“第一次读时,你会感到极大的震撼;但再带着挑剔的眼光重读几遍,就会发现没有一段的安排经不起推敲”[2]59。王小波认为,《情人》在创作的过程中一定經历过无数次的修改,笔者十分赞同这一观点,因为美的艺术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艺术家的判断力在塑造作品时必然反复发生作用直至遮蔽有意的目的,使作品的理念外化为一种无目的的形式,才能最终令观众产生美的愉悦情感而难以察觉其隐藏着的目的。
美的艺术具有独特性,因而它被称为典范,且能够吸引他者的模仿。杜拉斯的《情人》是小说艺术中的经典,王道乾先生的翻译则为小说锦上添花,二人出众的艺术造诣完美融合,使《情人》在中国掀起一场“杜拉斯热”。我们当代文坛的“行吟诗人”王小波曾说:“我总觉得读过了《情人》,就算知道了现代小说艺术;读过道乾先生的译笔,就算知道什么是现代中国的语言了。”[2]59王小波没有妄言,给予《情人》及其翻译如此高的评价,是因为他确实从中受到了美的熏陶,并随后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传递出与《情人》相似的美的理念。
《情人》的叙事不是单线式的平铺直叙,在记忆与现实的重新排列组合中,杜拉斯打破常规的小说叙述模式,形成了看似随意却逻辑圆融的叙述结构;而王小波的小说,无论是《黄金时代》还是《红拂夜奔》,都是在挑战中国小说叙事的传统,他的小说往往有两个甚至更多的叙事层次,以“王二”为代表的小说人物既在小说中充当一个故事的叙述者,又是另一个进展中故事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