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宋英宗命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为编年一书”; 宋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曰《资治通鉴》。《资治通鉴》之名不仅饱含对司马光治史的期待,而且揭示出他总结历史的目的。考察盛衰以求“资治”之鉴, “通”乃其取鉴“资治”的特点。《说文》:“通,达也。”司马光取鉴以“资治”,“通”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曰取鉴范围的“贯通”: 超越前人考察历史的范围, 不囿一朝一代,综览上古到北宋,纵贯历史沿革过程,反思历代盛衰成败,把握古往今来的脉络,从中谋求“资治”之鉴。二曰取鉴思维的”通变”: 揭示出盛世与衰世、历史灾难与历史进步的彼此联系与相互转化; 以人为历史主体,人的行为决定盛衰,无论善恶皆可以为鉴。故不仅称道明君的善政、赞赏忠臣的事功、总结治国兴邦的经验, 而且指责昏君的暴政、揭露奸臣的危害、聚焦乱世丧亡的教训。三曰取鉴价值的“求通”: 既为本朝君主取鉴“资治”, 也重史鉴的普遍意义, 服务现实与瞩目未来融为一体, 重视对千秋万代的永恒价值。司马光将取鉴与“资治”结合起来,以史为鉴达到了新的高度。司马光取鉴“资治”的范围,上起远古的伏羲时代,下到北宋神宗在位时期, 表现出开阔的视野, 显示出宽广的胸怀, 此为取鉴范围的“贯通”。司马光认识到, 现实是从历史延续而来, 并直接影响到未来的发展。总结历史而取鉴“资治”,不应拘泥于一时一事, 不可局限于一朝一代,而必须从上古到当今,贯通历代的沿革变迁, 考察兴亡成败的轨迹。他称:“由三晋开国, 迄于显德之末造, 臣既具之于《历年图》。自六合为宋,接乎熙宁之始元,臣又著之于《百官表》。乃若威烈丁丑而上,伏羲书契以来,对越神人,可用龟镜。悉从论纂, 皆有凭依。总而成书, 名为《稽古录》二十卷。”《历年图》为编年体大事记,所记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公元前 403 年), 下到后周显德六年(959 年), 每年略举大事, 每代皆有评论, 为其后来编撰《资治通鉴》的纲要。《百官表》即《本朝百官公卿表》, 列出北宋前期百官公卿名录。在《历年图》《百官表》的基础上,司马光又扩展而成《稽古录》,向上追溯到传说中的伏羲,往下伸延至北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 年), 而北宋五朝的史事即占其中四卷。《资治通鉴》“纲罗宏富, 体大思精, 为前古之所未有。而名物训诂, 浩博奥衍, 亦非浅学所能通”。这部文繁义博的编年体通史巨著, 是在《历年图》基础上,广搜史料以辨明史实,深入思考并精心编撰而成。该书根据《历年图》的起止时限, 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三家分晋”, 下至后周显德六年“征淮南”,记载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资治通鉴》的编撰虽然属于众手修书, 刘恕、刘攽、范祖禹等人襄助之功不可没; 但作为主编的司马光呕心沥血,耗费了数十年的时间,倾注了极大的精力, 制定了撰写纲要, 确立了编修体例, 其思想作为全书的灵魂一以贯之,故被称为司马光史学的代表作。《涑水记闻》乃记载北宋史事的笔记,从宋太祖到宋神宗,每条都注明为何人所说, 所记多为国家的大事, 为研究北宋的历史保存了史料。这些说明司马光既博古又通今,“贯穿今古”而视同一体。他贯通数千年的历史沿革,从伏羲时代到北宋神宗时期,超越前人考察盛衰兴亡的视野,审视历代延续演变的轨迹,从中得到“资治”的历史之鉴。我认为,观察司马光取鉴“资治”的范围, 不能局限于《资治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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