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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琐记两则
萧惑之
朱熹:善“读书”而不会“做人”
朱熹是中国历史上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最博学的学者。历史学家认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前后经历了三次重大的变化:一次在战国时期,一次在西汉时期,第三次则在宋朝眼到,是个个字都要认得。口到,是前人要把文章能烂熟地背出来。心到,是要懂得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的意思。手到,重在查参考书和做札记。看来胡适先生的“读书四到法”是继承了朱熹的“三到法”而又有所发展。胡适先生在提倡读书贵精的同时,还特别强调读书宜博。“应该多读书,无论什么书都读,往往一本极平常的书中,埋伏着一个很大的暗示。书既是读得多,则参考资料多,看一本书,就有许多暗示从书外来。”“我们理想中的读书人是又精又博,像金字塔那样,又大,又高,又尖。所以我说:‘为学当如埃及塔,要能博大要能高。’”读到此,我在书眉上写了四句心得:“学问贵精宜广博,审慎明笃相切磋。书海觅宝敢踏浪,天马行空无城郭。”
后来我在邓拓先生的《燕山夜话》里,看到“杨大眼的耳读法”,更有新的启示。据《北史》记载,“大眼虽不学,恒遣人读书,而坐听之,悉皆记识。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识字也。”邓拓先生毕竟是大学问家,又向读者介绍了“听读法”。晋代王嘉的《拾遗记》中有一个故事说,“贾逵年六岁,其姊闻邻家读书,日抱逵就篱听之。逵年十岁,乃诵读六经。父曰:我未尝教汝,安得三坟五典诵之乎?曰:姊尝抱予就篱听之,因记得而诵之。”邓拓先生认为:“听读”只是随声诵读,并不一定懂得;而“耳读”是真正懂得所读的内容。所以说值得重视的是“耳读”而不是“听读”。多年来我坚信“聆听有益”,很是“注意听别人的讲话”,特别是在上班的公共汽车上,做闭目养神状,听电台广播,听各种乘客之间的谈话,包括吵架骂人,真是妙趣横生,受益匪浅。
鲁迅和胡适两位先生走的是不同的两条人生道路。钱理群教授认为,“鲁迅和胡适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鲁迅是体制外的、批判的立场,胡适是体制内的、补台的。胡适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维护体制(包括大学体制)的,而鲁迅的彻底性正表现在这里,他是站在学生这一边的,追求彻底的个性精神自由,凡是压抑人的,不管来自那一个方面,他都要反抗。”鲁迅的言行,为老百姓的生存温饱考虑,他对青年提出的读书建议,自然是更加现实。1925年2月10日,应《京报副刊》的征求,鲁迅在《青年必读书》的答卷中,先是说“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接着在“附注”里写了如下的文字: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要沈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是年的4月18日,鲁迅在《忽然想到》的杂文中写道,“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今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鲁迅研究者旷新年说,“像胡适、林语堂、周作人,他们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