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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以蛰的雕刻美学思想
雕刻艺术是一种古老的艺术， 在原始社会就存在。 原始社会
有“它的旗竿（totem pole ）上的绘画雕刻”。 [1] （ ）人
类进入阶级社会后，中外雕刻艺术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得到了发
展。邓以蛰作体也，实导源于用，因用而 制器，盖即器体之体耳，但必纯由人类之性灵中创造而有美观者 方为艺术之体。要其非天然中形体之体，自始固然。”从邓以蛰 对艺术之体的阐发中，笔者归纳其要点，以为其涉及以下内容： 作为造型艺术的雕刻与作为实用艺术的工艺、建筑有着紧密的联
系，工艺、建筑中并不是都没有雕刻的存在的；包括雕刻在内的 器用之体，当然有满足人实用的一面， 但不是所有能够具有实用 功能的器体之体都可以称之为艺术作品，必须能给人带来美感， 有艺术美，才算作艺术之体；工艺家、建筑家、雕刻家呕心沥血 的创作，需要他们心灵手巧，需要灵感的光临，并不是人为制造 出来的产品都由性灵所生成。 雕刻艺术之体，是由人类之性灵中 创造的产物，一旦创造完成，就有其艺术生命。邓以蛰多次强调 艺术之体非天然中形体之体， 无非是说自然物质材料之体不能自 己变成艺术之体，肯定了雕刻家创造精神的可贵， 是对雕刻家主 体力量的高度肯定，对雕刻家从事精神生产活动的大力称颂。艺
术之体要由雕刻家在自然物质材料之体上创造，留下其雕刻的加
工印迹，经过他们心灵化的劳作，赋予自然物质材料之体以艺术 属性，而使之与自然属性相区分， 才可能使自然物质材料之体变 成艺术之体。雕刻作品作为艺术作品，虽然不能完全与自然物质 材料之体的自然属性完全相断，但雕刻家附加其上的艺术属性， 才使得人们能够进行欣赏、批评等审美活动，否则即使人们能够 对自然物质材料之体的自然属性进行审美，那也不过是限定在自
然美的范围，不能迈入艺术之殿堂，构不成艺术审美活动。这里 是不能混淆自然对象与艺术作品之间的区别的。 邓以蛰认为：
“此一体而具有颜色轻重体积之物质， 动人既深且切， 并能切磋
琢磨而制作之，诚无不美观也；……汉唐之禽兽陶俑，希腊之雕
刻，无往而非以物质表出生命者则何如？曰，禽兽人物，无论为
体为形， 其表现于艺术者只是生命。 雕刻家所造作之物质终与禽
兽人物之本质无关；土塑之、石刻之之禽兽人物，若取艺术表现
之观点，则只论其生动与否，若论其物质，则土木金石各有其特
殊之体积重量颜色。混物质之体积、轻重、颜色于艺术之表现，
有时能放异彩，固建筑家雕刻家之所究心者也。然无涉于形似，
因土木金石与禽兽人物之血肉终不能相似也。……雕刻家有异于
画家者，正在其描摹生命而不忘其所造作之物质之特性(体积，
轻重，颜色)，犹之乎工艺家建筑家之造作物质而不忘器用
也。” [1] (-213 )邓以蛰看到了物质材料与禽兽人物之血
肉不能相似的事实，从形似方面论之，显然是不成立的。有的雕
刻家用红色石作红印度人的雕像， 黑色石作非洲人的雕像， 绝不
能把石的红色当成是印度人的红色， 石的黑色当成是非洲人的黑
色。 就好像用宝石明珠可作埃及帝后嫔妃石像上的眼球一样， 无
非考虑到了材料的明澈莹透， 有助为眼睛传神， 东晋大画家顾恺
之说过“传神写照， 正在阿堵中”的话， 邓以蛰在此道“为阿堵
传神”， 若把宝石明珠直接当成是所雕刻人物的眼球就不对了？
宝石明珠作石像上的眼球， 其颜色也能够用于艺术表现， 也需要
雕刻家的技巧处理。绘画表现体有困难，形出于体，而雕刻可表
现自然物质材料之体，不像绘画那样只能表现自然物质材料之
形。雕刻家与画家不同，雕刻家在进行创作时，必须注意其所选
自然物质材料之体的特性， 这与雕刻为三维空间的艺术这一艺术
特质是直接关联的， 画家则不需要考虑三维空间的问题。 “汉代
禽兽，无论金铸、石刻、型塑，其于生动之理，臻于至妙，但多
不涉于形似，观图案中之四神可知也。” [1] （ ）邓以蛰通
过比较，指出了绘画不能画体之物质之性，能够画其形，而雕刻
可以雕刻体之物质之性， 但也不能满足于形似， 以刻意工巧为上。
他说禽兽人物更不在“刻削仪容”而在生动； 生动借动物之动作
得其形；生动之形夺四体而出，有如得鱼忘筌，得动之精神而遗
其四体之迹象。我们看绘画，看雕刻，都有气韵生动的问题，气
韵生动也应是雕刻艺术的极致之境。 雕刻艺术真正能够得生动之
精神，才得根本。 二邓以蛰以为，雕刻的表现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描摹自然”， 另一方面就是“创造品格”的艺术。 他
指出， 自然之美最有意味的莫过于人的身体。 它有受内部血脉流
行而显出的色泽； 它有内有骨格而外有柔肤的宛转性； 它有明晰
温润、平曲抑扬的轮廓；它有饱经风霜的筋骨；它有宠辱不惊的
性灵， 喜怒哀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