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老龄化挑战与对策二.ppt

中国人口老龄化挑战与对策二
2008年安全评价人员教育培训
住房抵押贷款制度（倒按揭）
拥有房产的老年人把房屋产权抵押给贷款人，贷款人根据对房屋的评估价值向借款人( 即房屋所有人) 支付现金，在借款人死亡或者达到约定的时间时，，但与中国孝文化有所差异。在中国往往“孝”、“慈”并举,讲求“父慈子孝”,既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也强调父母的慈，日本人对孝道只接受了“子孝”而排斥了“父慈”。
福泽谕吉说:“世间只咎子之不孝,而不问父母之不慈。”在孝道的承担上,中等,孝亲责任诸子共同承担;日本人更重效率,孝亲由家业继承者独自承担。在日本,家督承担赡养的责任。家督一般为长子,作为家产和家业的继承者,承担父母的赡养责任,结婚后要与父母一起生活,其他子女则在结婚后离开父母独立成家。所以日本人十分重视居家养老。
独具特色的日本居家养老模式
在日本,老人与子女的同居率非常高,从人们的家庭观念和养老观念来看,日本“至今还存在一种社会习俗,即只有父母与已婚孩子共同生活才被认为是正常的、能给人以安宁的生活形态”。因此，日本注重居家养老模式。它具有如下三个特点。
一是父母主要与长子的家庭同居养老,基本上是生活在三代同堂家庭。一般来说,日本的父母对长子下面的孩子是不抱什么希望的,而分家出去的孩子也完全认可自己不继承家产的地位。由于长子夫妇全面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不仅是经济上的负担,还包括从照料年迈父母的日常生活到他们生病时的护理,负担过重。故近年来,有识之士要求按照是否赡养父母来有差额地分配财产的呼声渐高。
二是政府对同居型家庭养老方式采取支持和鼓励的态度。日本政府规定和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推进家庭养老的社会保障措施,包括:如果子女照顾70岁以上收入低的老人,可以享受减税;如果照顾老人的子女要修建房子,使老人有自己的活动空间,他们可以得到贷款;如果卧床老人需要特殊设备,政府予以提供;同时在社会舆论上提倡三代同堂,提倡子女尽抚养老年人的义务。
三是日本发展了完善的养老护理服务,可以归纳为“在宅服务”和“设施服务(即在养老机构接受全方位的服务)”。日本政府鼓励以家庭养老为主的所谓“在宅服务”,并为之提供了非常全面的援助。
例如,已接受专门的学习培训的家庭护理员上门对老人进行服务,主要包括身体护理、家务及生活咨询等;定期早晚用车接送老人到设在养老院的或单独设立的“日托护理中心”,对其进行各种服务;还有“福利用具的借贷”等种类繁多的服务项目和福利设施,为那些因护理老人而身心疲惫的家庭成员提供了休整的时空,使得居家养老得以顺利进行。
日本重视发挥低龄老人在老龄化社会服务中的作用。譬如东京有一家“看护器材公司”，这个公司的职员都是低龄老人，这也是该公司招收职员的条件。这家公司主要开发适合老年人用的各种看护器械。由于职员都是老年人，最懂得老年人的需求，所以开发出的商品很受欢迎。此外，很多大公司也推出退休人员再聘任制度，一种让老人发挥余热的风气正在日本形成。
国外养老方式面面观
新加坡的养老方式
新加坡是个年轻的国家,却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很高的国家。政府推行的以强制储蓄为原则的中央公积金制度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了一定的经济保障,而其一直提倡和鼓励的家庭养老模式的成功经验更值得借鉴和学习。
,创造了尊老敬老、赡养老人的良好的社会氛围。政府认为,“孝道”是伦理道德的起点,孝道可以稳固家,可以使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在阐述新加坡21世纪的五大理想时, 时任总理的吴作栋强调指出,稳固的家庭是照顾年长国人的需要,满足年轻人期望的重要基础,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保持三代同堂的家庭结构的稳固。
“奉养父母法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赡养父母”立法的国家。1995年11月颁布的《赡养父母法》规定:如被告子女未遵守《赡养父母法》,法院将判决对其罚款一万新加坡元或判处一年有期徒刑。1996年6月根据该法新加坡又设立了赡养父母仲裁法庭,仲裁庭由律师、社会工作者和公民组成,地方法官担任主审,若调解不成再由仲裁法庭开庭审理并进行裁决。
,还推出一系列津贴计划,为需要赡养老人的低收入家庭提供养老、医疗方面的津贴。新加坡政府自1993年以来曾推出4个专门的“敬老保健金计划”,每次计划政府都拨款5000多万新加坡元,受惠人数达17~18万。又如,政府推出“三代同堂花红”,即如与年迈父母同住的纳税人享有减税的相应利益。因病重而严重残疾的人,如果家庭月收入不到700元,每月可获得180元援助金;家庭收入在700~1000元之间,则每月可获100元援助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