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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研究
依据可考的文字材料,在中国的奴隶制社会里,哲学思想的消失可以上溯到殷代（约公元前16～前11世纪）。殷人早期的哲学思想和占卜巫术结合在一起。卜是一种灼龟甲算卦的方法。刻在这种龟甲以及兽骨上的文字即甲骨文是中
名实关系 　名称、概念与实在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上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孔子首倡"正名"，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强调名必可言，言必可行，具出名实相符的思想。稍后的墨子重视对实际事物的选取，认为空泛地谈论事物之名是没有意义的，关键在于对实际事物做出正确的选择。道家否认名可表实的功用,认为道不行名,其中庄子有"名者实之宾"的思想。战国时代的公孙龙强调概念的确定性，提出"白马非马"的命题,认为"白马"专指白色的马,"马"泛指马类，二者不同。后期墨家意识到不同的名指实的范围不同,把概念分为达名、类名、私名,即普遍概念、分类概念和专用名称。荀子提出"制名以指实"、"商定俗成"的原则，主见实同则名同，实异则名异，以实为制名的基础。
形神关系 　它是精神和物质关系的一个方面。先秦时期，《管子》书中有"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的形神论，有二元论倾向。荀子提出"形具而神生"的命题，确定形是神的物质基础。到汉代，特殊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形神关系的观点已臻系统化，形成了两大派别。一派主见形神相离，一派主见形神相即。前者一般都认为精神主宰形体,形灭后精神可独立存在;后者一般都认为形体是精神存在的前提，形灭则神灭。汉代的桓谭以烛喻形，以火喻神，认为烛火不能离开蜡烛而独立存在，神也不能脱离形体而独存。晋代僧人慧远认为，神"感物而非物"，所以，"物化而不灭"。道教追求形神俱存，不死不灭,但认为形依靠神而存在,官方道教的创始人葛洪曾说："形须神而立焉"。南北朝时期的范缜对形神关系作了极为精辟的分析，提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的命题，认为形存则神存，形灭则神灭，这一思想至今仍堪称为人类才智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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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关系 　在中国哲学史上，知行关系主要涉及学问来源、熟悉过程、求知方法和检验学问真伪的标准问题，比较侧重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关系，也包含一般熟悉论的意义。孔子认为有"生而知之者"和"学而知之者"。他提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程序,把"行"看得比 "学文" 更重要。老子根本否认行对知的意义，认为"不出户，知天下"，出之愈远，知之愈少；他所追求的对象是与详细的天地万物根本不同的道，因此须用 "涤除玄览" 的直观体验方法。战国初期的墨子以"三表"为检验学问真伪的标准，要"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以此衡量学问的价值，这涉及到行为在熟悉过程中检验学问的功用。荀子强调行的重要作用，认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把"行"引入了熟悉论。在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行关系的学说包含三种观点，一是知先行后，一是知行合一，一是行先知后。北宋的程颐认为，"须是识在所行之先"，"知了方行得"；南宋的朱熹强调，致知和力行不行偏废,但要究其先后,则"当以致知为先"。明代的王守仁不同意程朱知先行后的观点，认为"知之真实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强调知与行"合一并进"。明末清初的王夫之继承了中国古代重行的思想，批判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观点是"销行以为知"，认为"知非先，行非后，行有余力而求知"，"力行而后知之真"；近代的孙中山则以"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的口号，动员民众先行动起来，在行中求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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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静关系 　在中国哲学史上，大多数哲学家都确定天地万物的运动和变化，认为动与静是运动变化过程中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蕴含、相互转化，但对动静何者为主、何者为本的问题却有不同看法。老子认为，"静为躁君"，"归根曰静，静曰复命"。王弼进展了老子的观点，认为"动起于静"，"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把静视为肯定的。东晋的闻名僧人僧肇强调动静的联系，主见"即动而求静"，"求静于诸动"，认为 "动静未始异"。北宋的周敦颐认为 "一动一静，互为其根"。程颐确定"动静无端"。南宋的朱熹发挥了周敦颐和程颐的思想，认为"动静二字，相为对待，不能相无"，但最终还是"静者为主，而动者为客"。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认为"方动即静，方静旋动。静即含动，动不舍静"，二者相互包含，不行分别，并进一步提出"静者静动，非不动也"的观点，把静视为动的一种存在形式，辩证地解决了动与静的关系问题。
与动静关系亲密相联的还有关于运动过程、运动方式以及运动缘由的观点。老子提出向相反方面转化的思想，认为"反者道之动","正复为奇,善复为妖"。战国时期的《易传》认为"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确定对立面的相互作用是事物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