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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欲望中国到智慧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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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人们是否承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其实是生活在一个想像的世界之中。这种想像有时是全球式的。现代的传播方式的发达，使得一个或许是微小或者极偶然的大事可以快速地以相同的面目传家的文学总是在进行着对于这个国家的形象的想像，而这个形象想像将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进而影响着这个国家的进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表现什么和如何表现，虽由个体所打算，也必定存在着个体差异，但也并不完全就是个人的事。怎样的想像才是合适的，成为文学想像的关键。
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须引起我们特殊的留意。首先是想像的自觉问题。20世纪80年月以来，为了摆脱文学对于政治的依附，文学的主体性受到特殊的重视。作为一种矫枉过正的策略，20世纪以来形成的既有文学观念被全面怀疑，其乐观面在于我们对于文学自身的特征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文学回归到了文学自身。其消极面在于，文学与国家、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在肯定程度上被割裂。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这种割裂后的重要成果，文学中的欲望却不以想像者的意志为转移地成为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重要景观，进而成为这个时代国家形象的重要特征。从纯文学动身，最终却仍旧没有走出社会这个“如来佛”的掌心，这一结果，自然使我们想起一句话，叫做“抽刀断水水更流”。这真是一个悖论。既然如此，何必当时。与其被动想像，不如在敬重文学自身规律的前提下，自觉主动地将文学与国家想像联系起来，担负起文学的国家想像职能。这其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由于20世纪80年月的文学策略的偏颇而重新变得重要起来。何况对20世纪70年月后的文学人而言，这还不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其次是想像内容问题。也就是说，在当今时代，我们的文学应当供应什么样的国家形象。这个问题的关键有两点，一个是对于国家现实的深刻了解与把握，二是对于国家形象的精确     定位。毛泽东关于文学有过这样的经典论述：“文艺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当比一般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剧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抱负，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依据实际生活制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关心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这一论述中实际上包含了上述两个问题。只有真正了解了实际生活，在此基础上的六个“更”才不致落空；也只有这六个“更”才能使文学真正发挥其想像的功能。今日我们的文学想像在这两个方面都显得极为怠惰。欲望张扬既不是我们国家的现实，更不是我们的将来目标。社会的进展，我们的个人欲望得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敬重与释放，这是事实。但这不是我们这个社会进展的全部，甚至还不是最重要的部分。责任与使命，无论在生活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仍旧占居着主导地位。鲁迅所说的我们“民族的脊梁”还在。这是我们的文学不能也不应当视而不见的。欲望不是事实的全部，甚至不是事实的主体，欲望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想像。而这种想像的产生与对于国家目标的模糊熟悉联系在一起。前面已经说过，欲望想像与全球化、后现代语境联系在一起。全球化与后现代好像为我们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贴近西方找到了一条捷径。但这里面的陷阱却经常由于我们心情的过于迫切被忽视。一个陷阱是，欲望释放是不是西方被称为后现代社会的真实存在。以电影而言，世界是不是只有一个好莱坞？即使是好莱坞，是否只有像我们所理解的那些欲望的渲染与刺激？另一个陷阱是，欲望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