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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唐初李世民立储态度变化
 
 
[摘 要]唐代贞观十七年的太子废立是一个重大政治事件，其中李世民的态度耐人寻味。他的态度既受儒家正统“立嫡以长”的思想的影响，也受到“元勋”的影响，父子亲情也影响了李世民在立储问题上的态度。府置文学馆，得自引学士。”[13]这给了李泰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因为在李世民还是皇子的时候，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渊允许李世民“于宫城西作文学馆，收聘贤才”[14]“十八学士”应运而生，他们为李世民登上帝位立下了汗马功劳。让李泰置文学馆的意义不仅于其对文学的爱好，更重要的是可以因文学馆招揽人才。一时间李泰的府上“士有文学者多与，而贵游子弟更相因藉，门若市然”。[15]而李泰充分发挥其协调指挥才能，四期而成地理学巨作《括地志》，深得李世民欢心。其后，李世民亲幸李泰府邸，并对李泰康延坊大加赏赐，以示对李泰的鼓励。
李泰的月给高于太子，李世民而不觉。褚遂良一番“嫡庶尊卑”的奏章让李世民取消了对李泰的特权。李世民又让其搬入李元吉曾经居住过的武德殿。魏征以“魏王之心不敢安息也”的理由，把李泰赶出了武德殿。通过这两件事情的试探，李世民意识到了朝廷中儒臣对“立嫡以长”的坚持。李世民听到三品以上的大臣轻视李泰，于是把他们批评一顿，并说“人生寿夭难期，万一太子不
幸，安知诸王他日不为公辈之主！何得轻之！”既警告了三品以上重臣，又明确表达了对李泰的支持，向外界发出了强烈的信号。
此时，李承乾为了保住太子之位，不得不展开对李泰的攻势。而李泰为了夺得太子之位也是用尽心机。此时的朝廷“文武之臣，各有付托，潜为朋党”。[16]以至于褚遂良在回答李世民何事最急时说：“唯太子、诸王宜有定分最急”。[17]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不得不两次表明自己对“立嫡以长”的坚持，一是遣魏征做太子的师傅，用绝天下之疑。二是在朝廷大臣私下议论废立太子传到李世民耳朵里时，他还在给朝臣表态：“闻外间士民以太子有足疾，魏王颖悟，多从游幸，遽生异议……太子虽病足，不废步履。且《礼》：嫡子死，立嫡孙。……朕终不以孽代宗，启窥窬之源也。”[18]在如此紧张的局势之下，李世民仍然在长与幼之间犹豫不决，以致于后来李承乾因心怀不满而试图谋反，不但没做到“不以孽代宗，启窥窬之源也”，反而被此束缚住手脚。
后来，李治被立为太子后，李世民发觉其才能不足“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而其三子李恪“英果类我，我欲立之”。[19]在太子已经确立的情况下，李世民依然在立嫡与立庶、立嫡与立才之间犹豫。李恪当然不是完全因为其庶子的身份而没有机会，但是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李世民在对待立储这一关键问题的态度。
三、亲情与理智间抉择
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三月，李世民的七子李■因在齐州造反，赐死。太子李承乾事后曾说：“我宫西墙，去大内正可二十步耳，与卿为大事，岂比齐王乎！”表达了发动政变的想法。在吏部尚书侯君集、汉王李元昌的怂恿之
下，开始计划政变。然而政变在谋划过程中即泄密，李世民令朝廷重臣审理，结果是“反形已具”。诏废李承乾为庶人。
李承乾被废后，李世民本人更倾向于李泰，李泰“日入侍奉，上面许立为太子”。然而李泰在这个过程中，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让李世民意识到“泰亦凶险”。第一，李泰向李世民表忠心，要在自己百年之后杀掉唯一的爱子，传位给李治。李世民感慨说：“人谁不爱其子，朕见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