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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一、中国地方政府的融资历史
在中国，地方政府尚不能发行政府债券融资，但绕开法律“障碍”进行债务融资的各种花样 一直没有停止。
“打捆贷款”
“银政合作”的主要方式，指将分散的建设项目，由一个借款人统一整合，统一行使 县的配套能力差别很大，西安、榆林、延安、咸阳和宝鸡的财政情况好一些，提供配套资金的能力较强。而陕南 地区的汉中、安康和商洛三个市，基本是靠财政转移支付来发工资，“让他们再拿出钱来做配套，难度很大，也 不现实。”事实上，陕西省政府将2009年发行的地方债，主要提供给了市、县政府作为配套资金。
在落实中央扩内需的“4万亿”项目尚捉襟见肘的同时，陕西各级政府又提出了更为庞大的投资计划。2009年， 陕西省提出了九个领域、共计171个重点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8710亿元，其中2009年度投资额为1449亿元。 今年计划的骨干铁路、公路和地铁等交通设施重点项目年度投资就达494亿元。
根据陕西省财政厅2009年预算报告的数据，陕西全省2009年的一般预算收入为668亿元，加上中央的税收 返还、转移支付等各项财力补助和中央专款补助，全省可安排的财力为1250多亿元。2009年省财政投入经济建 设的资金总量只有105亿元。
简单对比即可发现，2009年陕西省重点建设项目的年度投资，已超过了全省财政的总收入。而且仅基础设 施一个领域的投资，几乎超过省财政投入经济建设资金的4倍。
如何为如此庞大的投资计划融资，是陕西省各级政府真正面临的难题。
与中央“4万亿”投资项目锁定在基建、民生项目不同，地方政府自身的投资计划，在扩大工业投资方面，表 现出了更高的热情，尤其在发展制造业、新开工业园区、重化工业方面，在“保增长”的旗帜下持续跃进。
“很多在局部认为合理的投资，放到全国看，就不一定合理了。”
借机加大投资，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出“政绩”。地方可用财力不足产生的压力，使预 算法禁止地方财政负债的“明规则”，被事实上的普遍负债这一“潜规则”强制替代， 也催生了许多地方领导干部扭曲的负债观，即借债不怕还钱、自己借别人还、不还钱还 能借到钱的错误逻辑，进一步助长了地方政府的盲目举债，从而在地方上催生了 “前人
借钱、后人还债”的奇怪现象，对于地方政府官员而言，“谁借的越多，谁在任期内的 政绩就越大”，这种机制也让地方政府官员存在强烈的借债动力
借钱可行性：“资产（土地）价格上升一一抵押品价格上升——信贷扩张”的正反馈机制
银行的动机：
完成放贷额度：2008年全国贷款30万亿，，% ；
相信政府：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有政府承诺担保的贷款由利润保障，更安全。因 为政府信用为这些地方融资背书，而不是这些项目自身的现金流预期，而政府信用 的背后又是土地、牌照等政府垄断资源的现状。
银行之所以甘愿贷款给曾经一次次使其陷入技术性破产的地方融资平台和国企，根 源于银行系统的软预算约束。一方面，虽然银行经过股改上市，但银行的软预算约 束相当突出——银行相信自身一旦出现巨额不良资产面临技术性破产，政府将给予 救助。另一方面，银行敢于向地方融资平台集中巨额授信贷款，也源自银行管理层 认为地方负债就是中央政府的或有负债，地方负债最终需要中央政府承担；而在当 前给面临产能过剩的私人部门贷款，则无法获得国家信用背书。
首先，政府垄断了经济中最主要的资源，这些资源是政府信用的保障。尽管从 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未来地方政府的现金流远不足以还贷，但如果将其控制的资 源如土地、垄断牌照等按照市价估值，地方政府仍是最大的净资产所有者，不但可 以为银行贷款提供隐性担保，还可以提供显性担保。
其次，在经历了银行不良贷款失控之后，监管部门对贷款风险持“零容忍”的 态度，由此出台的一些监管条例过于强调贷款的安全性和足额抵押担保要求。商业 银行甚至出台了贷款终身责任制，专注于每一笔贷款得失，而忽视了贷款的整体回 报。
第三，为约束商业银行道德风险的初衷，也使得银行的贷款偏好走向另一极端。
在商业银行贷款中，借贷双方“合谋”骗贷曾经防不胜防，贷款人自然就成了最大 的嫌疑人。私营部门借款被认为“合谋”的可能性最大，与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的 合作却可避免此类风险。贷款人自我保护的结果，是只对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提供 贷款。
第四，基础设施投资的公共性和危机时期“扩内需，保增长”的合理性，增加 了 “银政合作”的正当性。改革前，政府干预银行贷款的主要目的是挽救濒于倒闭 的国企，当前的重点则在基础设施建设，后者的正外部性也为地方政府大张旗鼓融 资提供了正当理由。经济下行时期，市场信用不足，通缩压力挥之不去，以政府信 用拉动内需更似责无旁贷。实际上，信贷发挥了准财政的功能，是谓“信贷财政 化”，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