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对重大政策项目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docx

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_对重大政策项目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对重大政策项目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童星，南京高校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管理探讨中心主任、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为迎接广州亚运会的一项惠民举措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_对重大政策项目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对重大政策项目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童星，南京高校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管理探讨中心主任、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为迎接广州亚运会的一项惠民举措，广州市政府确定2010年11月全市公交地铁交通均免费开放，然而11月1日实施当天，全市公交地铁就不堪重负，原本得到实惠的广阔市民也怨声载道：在牵强坚持了5天之后，这项惠民举措不得不叫停。近些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化，诸如垃圾处理厂、核电厂、精神病院、传染病防治中心、殡仪馆、城市流浪人员救助中心等设施接连兴建，这些设施虽然为城市发展所必需，却因其给旁边的民众带来“负外部性”影响，引发了诸多群体性抗争。至于众所周知的“强制拆迁”引发的社会冲突和社会冲突，更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就引出了关于社会稳定的风险评估问题。　　　　公共政策与建设项目评价标准的更新　　　　高风险社会已经变更了公共政策与建设项目的评价标准。假如说以前的政策和项目的评价标准是“成本一收益”之比的话，那么现在及以后的政策和项目的评价标准将是“收益一风险”之比。风险文化崛起的总体后果是“风险语义正渐渐盖过经济语义”。风险感知的增加使得风险的接受变得不再天经地义，能否接受风险取决于人们对风险的认知和看法，这使得任何公共政策和建设项目都表现为关于风险的不同认知达成一样后的产物。因此，没有最好的公共政策和建设项目，只有可以接受的公共政策和建设项目，或者说最多的利益相关群体可接受的公共政策和建设项目才是好政策、好项目。在这个意义上，将来整个公共政策和建设项目的导向都应是面对社会风险的。市场化改革只是“工具理性”，只有防范公共风险，避开公共危机，才是改革所追求的价值。　　　　依这种角度来看，从“科学发展观”到“以人为本”理念与“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无一不是面对高风险社会的政策转向。可是近些年来，我们在政策的制定和建设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仍旧非常依靠于专家话语和科技理性，不顾民众对风险的可接受性而强制推行，引发社会不满，其中典型的表现便是各地屡禁不止的“强制拆迁”，对于推行“强制拆迁”的地方政府而言，他们衡量政策好坏的标准仍旧停留在“成本一收益”的比较，而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强制拆迁”政策所带来的风险即被拆迁家庭的生活风险乃至政府的合法性危机。就风险的可接受性而言，在我国当前的众多社会风险中，“社会不公”是最不行接受的。因此，对于现阶段的任何公共政策而言，最大的风险就是社会不公，它足以抵消实行该政策后可能的任何收益。根据这一观点，曾经的“允许和激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做法现已不合时宜；曾经的“集中优质教化资源，办好一批重点学校”的政策现已不应接着。　　　　上述城市某些基础设施因其对四周居民有“负外部性”而导致群体性抗争，事实上面临的是“邻避性”问题。所谓“邻避”，英文简称作NIMBY，即“不要在我家后院”：有时也被表述为LULU．即“地方上排斥的土地运用”。我们可以将邻避型设施分为污染类、风向集聚类、污名化类、心理不悦类四类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