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重大政策项目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docx

对重大政策项目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对重大政策工程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童星，南京大学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管理探究中心主任、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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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这种角度来看，从“科学开展观”到“以人为本”理念与“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无一不是面对高风险社会的政策转向。可是近些年来，我在政策的制定和建立工程的实施过程中，仍旧非常依靠于专家话语和科技理性，不顾民众对风险的可承受性而强制推行，引发社会不满，其中典型的表现便是各地屡禁不止的“强制拆迁”，对于推行“强制拆迁”的地方政府而言，他们衡量政策好坏的标准仍旧停留在“本钱一收益”的比拟，而有意或无意地无视了“强制拆迁”政策所带来的风险即被拆迁家庭的生活风险乃至政府的合法性危机。就风险的可承受性而言，在我国当前的众多社会风险中，“社会不公”是最不行承受的。因此，对于现阶段的任何公共政策而言，最大的风险就是社会不公，它足以抵消实行该政策后可能的任何收益。遵照这一观点，曾经的“允许和鼓舞一局部人、一局部地区先富起来”的做法现已不合时宜；曾经的“集中优质教育资源，办好一批重点学校”的政策现已不应接着。










　　
　　上述城市某些根底设施因其对四周居民有“负外部性”而导致群体性抗争，事实上面临的是“邻避性”问题。所谓“邻避”，英文简称作NIMBY，即“不要在我家后院”：有时也被表述为LULU．即“地方上排斥的土地运用”。我可以将邻避型设施分为污染类、风向集聚类、污名化类、心理不悦类四类设施。当这些公共效劳设施的影响到达必须程度或人们认知程度提升时，简单造成当地民众的抗拒心态与反对行动。相应地，邻避型群体性事务也可分为污染类、风向集聚类、污名化类、心理不悦类四个亚类型。在邻避风险治理中，要注意培育政府部门的风险治理意识，将第三部门纳入到风险治理中来，并不断重视以风险沟通为核心的风险确认、风险评估、决策执行、决策评估等风险管理的各个环节；在邻避事务管理中，应在加强对触发事务管理的同时，综合运用补偿机制、风险消减机制、公民参加机制等，使邻避型群体性事务能够得到有效解决。
　　
　　合理选择重大政策和建立工程，推动和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在当前的高风险社会，几乎不存在公共政策以外的政策，全部的政策都有可能带来公共性后果。始终以来，第一部门和第三部门是公共政策的产出主体，而其次部门是私人领域政策的产出主体。此时此刻由于社会系统各领域之间的交互性增加，私人领域的政策也应强调公共责任。近些年来，由于企业缺乏社会责任而造成公共性不良后果的事务比比皆是，假如我仅将目光集中于传统公共部门即政府和第三部门的政策输出，可能无法缓解突发事务的严峻态势。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