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生态补偿立法难在哪里-——《中国环境报》记者对话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导王灿发 生态立市立法.docx

为生态补偿立法难在哪里?——《中者对话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导王灿发 生态立市立法
□本期对话人物
王灿发 中国政法高校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高校环境资源法探讨所所长，中国政法高校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主任。北京市人大代表为主的生态补偿政策，都须要立法，缘由有以下3点:一是对利益相关方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约束；二是要保障这种生态补偿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三是要对生态服务的质量、生态服务的定价方式、补偿范围进行全面细致的规划，最终应形成整体的法律框架。可以预见，在我国资源价格体制还未建立的状况下，有关生态补偿的立法将是一项困难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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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生态补偿立法的问题
关键思路　　
还需加强基础探讨
记者:在您看来，我国在生态补偿立法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
王灿发:首先还是基础工作做得不够。这些年，我们谈生态补偿机制虽然比较多，但主要还是从它的必要性上来谈的，真正对生态补偿制度内容的探讨得还远远不够。要制定一部法律，就肯定要规范一些制度，应当对各地如何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具有指导和规范的作用。假如要详细地说生态补偿立法方面的问题，那么，主要存在以下3个比较大的缺憾:一是我国还未建立起完整的生态补偿的法规体系，缺乏生态补偿的综合性立法或专项立法，也缺乏相应的评估和补偿标准。二是未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生态补偿制度，对补偿主体、受偿主体、补偿范围、补偿标准、补偿程序、资金来源、违法责任、纠纷处理等都没有明确的界定。三是没有统一协调的管理体制。由于缺乏中心政府的协调机制，很多重要的跨界流域和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无法建立。目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地方政府、社会各界对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呼声最剧烈的往往是指跨省界的流域补偿问题，包括跨广东和江西两省的东江流域、跨广西和广东的西江流域、跨安徽和浙江的新安江流域、跨陕西和湖北的汉江流域、跨青海、甘肃和内蒙古的黑河流域等，长江、黄河、淮河等大江大河也属这类问题。在这些跨界流域中，目前上下游间的利益冲突较严峻，但一般是上游地区反映剧烈，下游尽量回避。在没有中心政府协调的状况下，相关地方政府在这类问题上基本上是无法作为。
在缺乏法律和政策依据的状况下，地方在推动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过程中遭受困难，地方的有关实践也几乎都是自主行为，没有法律和政策依据，全面推动特别困难，只能是局部或就某些问题开展试验示范，即使是浙江省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看法》、深圳推出《关于大鹏半岛爱护与开发综合补偿方法》之后，也只是解决了区域性生态补偿的技术层面上的问题，而国家层面仍旧没有一个总体的政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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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国外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阅历
关键思路　　
构建协商对话平台引入公众参加机制
记者:国外在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方面有哪些可以借鉴的阅历呢？
王灿发:在我国，生态补偿政策指的是调整相关主体环境利益及经济利益的安排关系，激励生态爱护行为的政策。而在国外，一般来说，这种补偿被称作“生态服务付费”，从名称上，我们就能依稀辨别出国内外对这一概念理解上的不同。
由于土地的私有化，国外很少有划定自然爱护区的做法，只有一些国家公园。我曾经去过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人们可以开车进入，沿途还能看到野生动物。在非洲的一些国家公园里，土著居民仍旧保留了他们原生态的生活形态。其实在我国的一些自然爱护区，尤其是在试验区范围内，仍旧可以进行一些类似生态旅游这样不影响生态的开发活动，没有必要完全封闭起来，“肯定”的爱护不仅不能真正改善生态，也极大地影响了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常使生态爱护陷入恶性循环。
与中国往往是生态服务供应方急迫要求生态补偿的状况不同，在国外，往往是生态环境服务的需求方推动着生态环境服务付费机制的建立；生态环境服务付费机制的建立大部分是由小规模实施起先，再加以推广；生态环境服务付费机制多种多样，有基金形式、征收环境税、一对一交易、政府机构运作、交易所形式等；资金来源也是多样化的，来自政府、私人、企业、捐赠等。而我国在这方面显得方式较为单一。
近年来，中心财政在退耕还林还草、水土保持、自然林爱护、防沙治沙等方面，支付金额巨大的财政转移，其实也应当算是一种国家层面的生态补偿。但是，这些补偿分散在各个部门，不构成一个相互支撑的补偿体系，可以说有明显的利益部门化倾向，这是对行政资源的极大奢侈。另外，以退耕还林还草政策来说，在8年执行期里，补偿金额都没有改变，当然不行能起到真正有效的补偿作用。因此，我认为应尽早建立一个足够敏捷的协商对话机制，生态补偿的政策设计、补偿标准要广泛听取被补偿者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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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如何让生态补偿公允有效
关键思路　　
让生态补偿程序公开透亮接受社会监督
记者:目前，我国已经有一些地区起先进行生态补偿的实践，并取得了肯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