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宗教信仰的演化与改革来新竹交流的丁教授知道我信奉佛教,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浙江沿海的某个渔村,有一座清代兴建的小佛寺,“文革”时遭到破坏,住持不再驻留, 一直荒废着。改革开放后, 宗教不再是禁忌, 不时有村民前来瞻仰。随着经济生活的改善, 村民重拾往日信仰, 人数逐日增多。前几年, 一对信佛夫妻来到渔村,修缮佛寺,开放村民礼佛。这对夫妻穿起海青, 分别以“和尚”与“尼姑”的装扮主持仪式, 备受村民爱戴。听完这个故事, 我笑笑说: 僧尼一家亲。丁教授强调这不是个案, 还有几个村子也如此。自由竞争的市场带来了信仰的繁荣和多样化。传统中国的僧与尼都是不可结婚的,但日本和尚则可; 这差异如同神父与牧师。宗教信仰在大陆曾中断过, 如今恢复, 谁说新制一定要把旧制照章全收?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 制度会朝向满足人们最大需要的方向演化。季羡林就说过,“世界宗教的发展是有共同的规律的:用越来越少的努力, 得到越来越大的宗教满足。小乘讲渐悟, 讲个人努力, 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佛。大乘在中国提倡顿悟成佛,讲虔诚信仰,只需潜心供养、口宣佛号,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何等轻松惬意! 这样既能满足宗教需要, 又不影响生产力的发展。佛教凭借这种适应性, 终于得到了发展。”的确, 佛教能顺利东传,便靠着这类的调整去满足新教区的信仰需要。佛寺所在的渔村地处偏乡, 那里发生的故事少有人注意, 但北京龙泉 2 寺的故事就不一样了。不少的高级知识分子追随学诚法师,献身佛教,发宏愿要振兴佛法。当创新者能主导制度变革并做大幅调整时, 习惯上称之“改革”, 否则就仅视为“演化”。 30 多年来的经济变革彻底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条件, 必然要带来生活方式的调整。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讨论宗教信仰的演化与改革。宗教信仰的市场从经济学角度去讨论宗教信仰(简称信仰) ,称为宗教信仰的经济分析或称宗教经济学。严格地说,这两个名词指涉的研究对象略有不同,也正反映出个人与社会的互动方向。个人的行动受到外在条件的约束, 而外在约束也因个人的努力而被调整。若个人的抱负不高、视野不远时, 就会接受给定的约束, 仅考虑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这就是微观经济学的短期分析与长期分析。若个人想超越约束条件下的最大满足时, 会以行动去改变约束条件――这就是制度经济学的演化分析。 20 世纪 70 年代是经济学家努力拓展分析领域的时代,他们相信凡是人类的活动都属于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宗教经济学就在这个时期出现。在此之前, 人们以社会学、人类学或心理学的角度去解释人的信仰需要, 认定那只是人类在理解人与自然界之关系的早期解释, 也相信信仰必将随科学与技术的进步而衰退。这个推论若反映到个人, 就是相信个人的信仰会随其自然科学之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减弱。自欧战以来, 欧洲人的信仰程度的确在减弱中。然而, 回顾那段时期的美国,葛理汉牧师布道团正掀起全美前所未有的信仰热潮。好莱坞根据 1968 年的教堂故事改编的电影《修女也疯狂》, 也开出票房佳绩,捧红了琥碧? 戈柏。对此现象,经济学家直觉地从市场竞争的角 3 度提出这样的解释:自由竞争的市场带来了信仰的繁荣和多样化。于是, 新的一门宗教经济学也就出现了。今天, 已经不只是经济学家会把信仰当作一种消费财货。在最近出版的新书《微权力》( The End of Power )中就有这样的一段叙述:“‘他们偷走我的羊’,一位耶稣会教士如此描述拉丁美洲的基督教变革浪潮。过去 30 年,新福音派、五旬节派、灵恩派等蓬勃发展,而天主教徒的人口占比却从 2000 年的 % 降至 2010 年的 % 。其实,羊并没有被偷, 羊早已不是羊:他们是消费者,只是在市场上找到更具吸引力的救赎产品。”视信仰需要为市场行为,并不是说“信仰财货”(亦即可以满足信仰需要的消费财货)也是可以利用金钱交易的消费财货。“市场”在经济学的意义是: 一个人们可以自由进出的开放平台。平台上的供给、需要与交易都是自由的――交易内容和交易方式都是自由的。交易既然是自由的, 市场就无法根据交易品的客观属性去定义, 因为客观属性会随着新财货的创新而改变。市场只能根据这些交易品试图满足消费者的欲望种类去定义。明确地说,我们只能称“信仰市场”,而不能称“佛教市场”或“基督教市场”,因为佛教或基督教所提供的信仰财货都是为了满足个人对于信仰的需要。由于信仰市场的交易不同于一般以金钱为媒介的商品市场, 我们通常会采用哈耶克的用法, 称此为“延展性市场”。除了信仰市场外, 当今社会存在的延展性市场还包括:语言市场、政治市场、文化市场、思想市场等。 4 再者, 我们要问的是: 人们真的存在对信仰的需要吗?当然, 所有的需要都是个人需要, 而个人需要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我们无法知道特定个人是否存在某种特定需要,但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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