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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观念政法文化论文
一、孔子之法实为刑
与“法”相关联的概念还有不少，“德”“礼”与“政”“刑”在孔子的思想中都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而“德”“政”与“法”的关系又过于抽象，尤其是“德”更涉及另一层次的问题，这里很难厘清其关系。就探究“参与现实政治的人必定要能当机立断，敢想敢为。孔子也不能例外。
二、孔子之规范在礼而不在法
一般而言，“规范”是指一套公认的能够引导、控制社会行为的标准体系。在法律制度的层面上，“规范”则近似于现代意义上的“法”。先秦时期的“规范”体系经历了复杂的变迁过程。有学者曾有这样的判断：“看来，我们不妨大胆断言：三代之‘礼’乃是广义的法，西周的‘礼治’其实就是奴隶制的‘法治’。”也就是说，三代的“法”应取广义，“礼”实际上就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法”。事实上，孔子所提倡的“礼”也可以算是一类广义的“法”，承担着制度规范的基本职能。不同于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法家将“法”看作是治世之良药，希望通过“法”的作用的发挥来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与法家不同，孔子欲借这套儒家式的理论促使“失范”的社会回归正轨。在对制度规范的认可上，儒家看重的是“礼”的价值而非“法”的功能。有学者总结说：“礼有上述实践的社会功能，足以维持儒家所期望的社会秩序，而达到儒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所以儒家极端重视礼，欲以礼为治世的工具。”事实上，孔子之“礼”覆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许多本应单纯由法律作用的领域。甚至说，“礼”取代了“法”，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判断是非的基本标准。《礼记・曲礼》记载：“分争辨讼，非礼不决。”杨鸿烈先生曾分析说：“孔子所说的广义的‘礼’字，颇含有法律的性质……”可见，孔子虽很少言“法”，实质上却颇有“法”的精神，不同的是这种精神由“礼”所承载。孔子之“礼”所承担的“法”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公法”有关，其与后来的“国家法”的功能类似，如规定了各个阶层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等；二是与“私法”有关，其所承载的价值则远远超出了“国家法”的范畴。如陈顾远先生认为：“往昔，一切准绳皆归于礼，礼有所失，始入于刑。礼应认为系广义的法，欲求民事方面之规范，舍礼难得其梗概。”可见，就“私法”方面而言，“礼”所包含的内容远远超过了国家制定法，而孔子之时成文法才刚刚兴起，“礼”的地位一定更加重要。梁治平先生称：“从时间顺序上看，我们今天称之为古代法的，在三代是刑，在春秋战国是法，秦汉以后则主要是律。”这种认识很有见地，不仅指出了不同时期所谓古代法的不同表现形式，而且表明今人常常以实证法学的视角研究中国传统法律。客观地讲，实证法学的视角有助于我们探究孔子之“法”的实质，却也容易遮蔽对孔子另一套规范体系的认识。孔子的政法思想具有保守主义的特点，源于三代而不能超越时代，尤其体现在把“刑”当作“法”上。孔子的时代有别于孟子、荀子之时，更有别于秦汉以降。他的思想比后来的儒者更加保守，没有如孟子一样喊出“徒善不足以为政”的声音，更不可能像荀子一样“隆礼重法”。孔子的一生都在为复归“周礼”而努力，奉行的是“克己复礼”准则。总而言之，孔子的“规范”意识是被“礼”所主导的，是以“刑”为后盾的。这一论断也是与孔子之“法”实为“刑”直接相关的。因为孔子理解的“法”基本就是“刑”，而一个有序的社会需要另一套规范以维持秩序，孔子的“礼”实际上就承担了这样一个任务。只是，他的“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