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台湾新史学的崛起与成就五十、六十年代的客观形势,使得台湾史学界很难在正常情况下开展活动,所以成就不明显,六十、七十年代受美国社会科学方法、结构主义史学的影响,遂从社会组织、社会结构探讨中国历史、社会史,杜正胜述及这段研究史,认为社会史学没有正确对待学科外的理论和方法,出现反客为主的现象;又将理论与史料对立起来,以前者为主,后者为仆,这种主仆颠倒,形不成社会史本身的理论,所以是“社会科学方法的贫乏”。他同时认为,虽无“显著成绩,但并不减低个人的成就”,如毛汉光、邢义田、何启民等人的研究专著的问世。似乎可以认为这个时期是台湾新史学的酝酿期。 2002 年 8 月,中研院近史所吕芳上在关于女性口述史的座谈会上说,当前台湾史学倾向,集中在研究台湾史和文化史(新文化史),并转述他的同事张玉法的话,认为传统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仍应研究,不要被现时的主流思潮所掩盖。这给我们明确的信息是,当前台湾史学界出现台湾史和新文化史研究热,而女性史被视为新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台湾学者一般不讲社会史,而将新的史学研究视为“新史学”,女性史在大陆是归入社会史范畴的,台湾则纳进文化史,这类概念的有所不同,是我们在论及台湾社会史、新史学时应当注意到的问题。台湾史的研究不是本文的兴趣所在,仅就新文化史而言,它的研究热潮,反映的是八十年代以来台湾新史学的崛起,并有了长足发展,取得颇多成绩。这样说是否有事实的根据呢?笔者拟从研究机构的方向转变、新的研究群体、研究的具体内容和特点诸方面作出了解和说明。一、方向的转换和有组织地进行某些社会史专题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建立的学术机构,以杰出的贡献享誉史坛。她在相当长时期以研究先秦史、断代史及四、新史学的研究特点多年前,定宜庄对于台湾的社会史(实际是指台湾学者所说的”新史学“)研究作过如下的评述: “台湾学者对于社会史的研究,起步既早,起点也相对较高,在研究领域的开拓和对有关问题探讨的深度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今天我们再看上述的种种具体研究,不难发现八十年代以来台湾的史学研究可以说进入新史学的阶段,以“新史学”为旗帜,大力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和发掘认识深度,此外还有新的进展,就笔者认识到有: 其一、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生态环境史、人群生命史(医疗社会史)、新文化史。这些都不是历史学所单独能够很好完成的,都是各种学科联合进行的,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交叉进行,至少也是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结合进行。如前述刘翠溶等主编的《积渐所至: 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一书中各篇文章的作者的学术背景就清楚地表示出来。作者中有麦克尼尔,是比较环境史学家;墨菲,历史地理学家和都市史家;贺子诺,植物学家;孟泽思,林业学家和森林史家;思鉴,考古学家;苏宁浒,水力学家; 张宜霞,实验微生物学家;陆云,农业经济学家;董安琪,经济学家;刘翠溶,经济史家和历史人口学家;魏丕信政治史和经济史家;兰克,水利史家和分析地理学家;斯波义信,经济史家; 马立博,社会经济史家;李伯重,经济史家;刘翠溶,历史地图学家和水力学家;程恺礼,公共卫生史家;费克光思想史家和疾病史家;安东篱,妇女及性别史家;桑保罗, 哲学史家;邓海伦,疾病史和经济史;等等。这个作者群里,包括了(狭义)历史学家以外的历史地理学家、农业学家、林业学家、生物学家、考古学家、经济史家、哲学史家、水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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