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怎能忘记-1.doc

四十五年后打开记忆之门
施宁
1968年8月30日,母亲离开了这个世界,迄今已整整四十五年了。这是我埋在心底从不向外人提及的一个话题,即使是在最初的几年里,每次回到家中,与父亲、兄弟单独相对时,也是极少谈及的一个话题。我们默默地上山扫墓,逢到冬至或忌日,供上一柱清香,聊表祭奠之意,面对父亲痛彻心肺的一声长叹,年少的兄弟默不作声,我则找些无关紧要的话题以转移沉重的气氛。
我的母亲是一位家庭妇女,抗战时期父亲去内地求学和工作,新婚别离,关山阻隔,八年间在大家庭中受尽委屈,好不容易盼得团聚,生下了我和兄弟。然而平静的时光是这样的短暂,不久,父亲患上了肺结核,那时没有特效药可医治,一病就是六七年。母亲殚精竭虑,四处延医,病床前强颜欢笑,内心却椎心泣血。尤其是最后三年父亲完全卧床不起,被迫从教师岗位上退职,一家三代的生活除了叔父的接济外,就靠母亲做花边贴补家用,她起早贪黑,一天能有三四角钱的收入。母亲有一定的文化,大跃进时曾进花边厂担任统计工作,她万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忘我地工作,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三年自然灾害中工厂下马,只得重操旧业,劳累加上极度的营养不良,她患上了浮肿病,从小腿肿到大腿一直到胸口,到医院开证明后才能买点麦麸,炒熟后用开水冲泡着充饥,后来一连几年复发,却从没有叫过一声苦。
母亲性格温和,待人宽厚,我从小经常听她说的一句话是:吃亏就是便宜,便宜就是吃亏。她尽心尽力奉侍公婆,养老送终;对待儿女总是善意引导,从不疾言厉色;亲戚邻里有事有病,竭诚奔走为之解决,老幼妇孺都对她的为人称赞不止。去世之日,前后左右邻里均一夜不能成眠。
母亲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没有倒下,真正把她击倒的是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四清运动开始后,派驻居委会的工作组召集居民忆苦思甜,人人上台发言。她哪里见过这个阵势?一紧张就讲得有点跑题了,当即遭到训斥,以后每次开会都被点名发言,越紧张就越说不清楚。本来就有神经衰弱症的她彻夜难眠,精神就开始有点失常了。
接踵而来的文革中,随处可见的抄家破四旧、剃阴阳头游街的景像更令她触目惊心,她躲到几十里外父亲学校的宿舍里,可是学校里的运动更为激烈,无处安身,病情加重。父亲陪着她四处求医,整夜地开导安慰,仍难奏效。一度还因药物过敏引起全身红肿起泡,急送苏州精神病院,可是挂上激素后皮肤开始溃烂。我接到电报后连夜赶去,隔着窗框上粗重的铁条,看到了正在痛苦挣扎的母亲,转身直奔苏州医学院附院找皮肤科主任求救,从门诊到病房再到医学院,终于在图书馆找到了石教授。他显然被眼前这个挂着名牌大学校徽、一脸焦灼、满头大汗的姑娘打动了,不顾自已的处境,毅然加床收治了母亲,挽救了她的生命。
进入1967年后,父亲校中停课闹革命,他得以在家陪伴照顾母亲。她的病情时好时坏,但终于熬了过来。翌年武斗四起,6月,我的姨夫,一位小学校长因不堪凌辱和毒打而自尽。噩耗传来,给了母亲沉重的一击,脑部剧痛,并出现幻觉
。不久又传来初中毕业的兄弟要下乡插队的消息,面对即将孑然一身的处境,她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气。暑假我回家时,她痛苦地向我诉说自已的病情,可是二十来岁的我又如何能体会到她精神上的极度痛苦、怎么会意识到可能会有的致命后果?我只是泛泛地安慰着。临走前,她对我说:宁宁,你把我的那件毛衣拿走吧,我穿不着了。我知道那是一件用细毛线打成的玫瑰色毛衣,是母亲唯一的一件好衣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