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的夏天.doc

一九八四年的夏天
那是1984年的夏天,很热,热得空气都烫人。
这样的夏天很难进入人的记忆。
可是,常常的,我会无缘无故想起那个夏天,好像又看见自己,汗流浃背,一脸灰尘,头发很长,白色的T恤脏兮兮的,脚上是一双灰空邮到洗印厂,洗印好了,再坐飞机回到外景地。但是,德宏是边境上的一个村寨,哪儿有飞机?于是,样片只能派人送到昆明,然后再空邮到北京,送到洗印厂洗印。我就在这时候,被张暖忻指派干一个活儿:负责在北京看样片。于是,那一年的夏日就从此刻在了我的心里。
我家离洗印厂很远。从东大桥到北太平庄,正好是从东南到西北一个对角线,斜穿北京,很长的路。路远其实没什么,八十年代的北京人,走远路很习惯,有时候去朋友家聊天,走两三个小时也是经常的。麻烦的是,每当张暖忻从遥远的德宏打来电话,说样片已经上飞机了,估计快到北京了,我就要一遍又一遍给洗印厂打电话,连问带催,什么时候样片能洗印出来?一有消息,我就马上动身,沿着我再熟悉不过的对角线又一次斜穿夏日炎炎的北京,满头大汗,心急火燎,下车,上车,上车,下车,必要时候,还要狂奔狂跑。在烈日下跑路,谁也不愿意,可是洗印厂有时候电话来得很晚,给我的看样片的时间又是定死了的,这时候,如果乘车顺利,谢天谢地,如果乘车不顺,我就得跑(当时有出租车吗?我记不得了,就是有,也坐不起),因为决不能耽误看样片――张暖忻,还有《青春祭》摄制组的几十个人,正在几千里之外的烈日下伸着脖子等我的消息,如果样片有问题,或者是不理想,那是要返工重拍的。
有两次,或者是三次,二十二路车开到豁口就停了,不再往前走了,全汽车的人都被莫名其妙地赶下了车。看看表,看样片的时间已经快到了,我只好跑,从豁口一直跑到北太平庄,再跑到北京电影洗印厂。这两次跑给我印象太深了。北京忽然变得很陌生,太阳太亮,路上的尘土太多,钻进眼睛里的汗水也特别的咸,特别的辣。
我不是一个记性很好的人,一生历经的夏天那么多了,酷热的日子也不少,可为什么独独对这一年记得这么清楚?而且,还记住那么多细节?
每当我自己这么问自己的时候,我每次先想到的,不是那年的烈日,相反,是洗印厂那间放映室,是那里的宁静和黑暗,所有的记忆都和那黑暗有关。
我想,凡是电影迷,特别是有电影梦的人,都能理解我那时候的心情――灯熄了,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黑屋子里,只有放映机开动的嗒嗒声从什么地方轻轻流出来,陪着你看银幕上出现的一个又一个的无声画面,那很像做梦,非常像。就是在这样的梦里,我目睹了一部新影片艰难出世,一个镜头又一个镜头,一个画面又一个画面,都是片断,很零碎,可是迷人。
这部影片后来被张暖忻命名为《青春祭》,那是我和张暖忻在一个深夜,在一次漫长的讨论以后确定下来的,当时只想到这个名字对影片的内容贴切,没有想更多。但是后来的时间证明,“青春祭”是个多重隐喻,这隐喻既指向张暖忻自己,也指向八十年代的中国电影。一部影片的片名怎么能有这样的重量?这里有一种我们永远不能明白的神秘,大概是天意。
二十多年过去了,看样片过程中发生的很多事,都已经模糊了,记不很清楚了。但是有一件事常常从我记忆深处冒出来,时间越久,反倒越清晰。
影片里有一场一群傣家姑娘到一个小湖里裸浴的戏。在傣家寨子里,姑娘裸浴是很平常的事,张暖忻觉得这个风俗可以放到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