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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教育思想的内涵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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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子教育思想是春秋末年“学在官府”向“学在民间”转变过程中形成的，其内容丰富多彩。他把《诗》、《书》、《礼》、《乐》作为教育文本，把“六艺”“四教”作行“君子”之行，能否做到“仁爱”、“有礼”，能否做到“诚信”、“孝慈”，都和这个人的品德高下亲热相关，他在《论语学而》中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诚而信，泛而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在教育内容上选择“六艺”与“四教”，留意同学品德的培育，一方面体现了儒家思想提倡的“克己复礼”、“以德树人”和“仁孝诚信”，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儒家思想中家国情怀的价值理念。第三，在教育目的上，孔子希望培育能“经邦济世”“治理”天下的贤才（士）。春秋末年，天下大乱不止，怎么能治乱而达“天下大治”，是诸子百家提出各自主见、争鸣不已的根本缘由。所以，诸子百家的兴起，是各种“治乱”主见的兴起，从这个意义上看，先秦诸子百家，最初其实都是作为一种社会治理理论提出的，都是社会和政治治理学说。春秋末年，天下动乱不止，诸侯之间为了称王争霸，相互之间征战杀伐不断，周王朝的有序局面完全崩溃。而且，诸侯之间的战斗，并无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更谈不上“仁义之战”，正所谓史载：“春秋无义战”，而且春秋时期的战斗，特殊残酷，破坏力强大，杀戮人口众多，“争城之战，杀人盈城，争地之战，杀人盈野”，这对社会生产力和经济社会的进展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摧残，一般百姓身处乱世，找不到安家立命的“净土”，其生存和进展，甚至生命都是无所依归了。如何治理乱世，达到天下有序、太平，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成了不同的人、不同的学派争议的焦点，也成了各种学说纷起的主要缘由。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一方面想找到治理天下的根本路径和根本方法，另一方面，想培育具有从政力气并具有高尚品德修养的治理者（士、君子），其教育目的不行能不体现这种主见和诉求。所以，孔子的教育目的，从大的层面看，主要是培育能够治理天下的能人和“贤士”，从小的层面看，是为了培育儒家学说的传承者、弘扬者。第四，在教育对象上，孔子强调“有教无类”，广招门徒，延揽人才。孔子《论语卫灵公》说：“子曰：‘有教无类。’”《论语述而》说孔子是“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这里的“有教无类”在当时是打破了社会阶级和阶层的限制，不管同学出身贫贱、富贵、尊卑，基本上一视同仁地接收，把受教育的对象扩展的平民。所以，孔子接收的同学有贵族（如南宫适），有商人（如子贡），有卞之野人（如子路），也有贫士（如颜渊）还有不拿俸禄介于官民之间的人（如子张），还有受过刑罚的人（如漆雕开）以及贱人之子（如冉雍），这在当时，是需要很大士气的，同时，也开创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崭新局面，是教育进展史上的新变革、新气象。由于自周朝以来，“学在官府”，统治者垄断了教育，享有教育权利的人毕竟是社会上层的人和子弟，能否进入“官学”接受教育，与个人的智愚、力气以及求学的愿望无关，而是与家庭、门楣、等级、身份和地位分不开。“有教无类”打破了当时教育的不公正局面，使得教育走下高高在上的殿堂而大众化、平民化、公正化，既顺应了当时社会进展中平民百姓对教育权利的呼唤和诉求，也顺应了时代变迁催生的教育进展趋势。这一切对后世中国教育的进展影响极大。

三、孔子教育思想的路径与方法

在教育的手段和路径上，孔子主见“知行合一”。孔子不是一个只懂得高谈阔论，脱离社会现实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教育立足于实际，主见受教育者以及做人要“知行合一”。第一，就他作为老师而言，在“知行合一”方面也是特别称职的，是同学们的榜样。例如，他教授同学习“六艺”，除了教授理论性较强的“乐”、“书”、“数”之外，自己其实也是“射”和“御”这样实践性较强技艺的高手，他曾自信地说过：“我何执？执御乎？执射乎？我执御矣！”，称自己不但学过“射”，其实更是“御”（驾车）的高手和专家。其次，孔子认为假如学不致用，等于白学，主见在为政实践中“学以致用”。他曾说即使把《诗》300篇全部背诵下来，但却不能学以致用，不能运用到“为政”上去，也等于白学。他在鲁国为政时乐观实践自己的政治主见，在51到55岁时，得到鲁定公的信任和赏识，在鲁国从政，历任中都宰、司空、大司寇，主见“张公室，抑私门”，对不合礼法的违制城邑“三都”坚决主见拆掉。第三，他周游列国，宣扬“仁政”、“礼治”，乐观推行自己的思想主见。在他看来，从政与修德是一体的过程，从政者必需有良好的道德修养，所以在教育弟子上，他要求弟子们不但要从思想上理解“德”的涵义和重要性，而且要在从政以及为人中始终如一贯彻并体现这种理念，做到知行合一，《论语颜渊》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