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西渐：从孔教乌托邦到毛主义乌托邦.doc

东风西渐:从孔教乌托邦到毛主义乌托邦
作者:周宁
西方文化曾经两度--17-18世纪与20世纪60-70年代--在传统的乌托邦视野内构筑与利用中国形象。第一次中国是”孔教乌托邦”,寄寓着西方开明君主专制理想,其”现实性”有可能将理想国渡入历史;第二次,中国是”毛主义乌托邦”,寄寓着西方知识分子的激进想象,证明革命可以完成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完善。在这两次社会政治期望乌托邦化中国的思潮之间,中国形象一度成为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审美教育的乌托邦。西方现代乌托邦化中国形象,从一个侧面证明,世界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多元发展、相互作用的系统进程。现代文明形成于跨文化或文明之际的”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中。不仅西方塑造了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中国形象也作为文化”他者”参与塑造西方现代文化的”自我”。
关键词:中国形象乌托邦他者
从利玛窦开始,西方文化在”发现”中国的同时,就在”发明”中国,将中国想象为道德政治与审美艺术的乌托邦。中国形象首先出现在西方的理想国传统视野中,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孔教乌托邦”成为西方文化中乌托邦从文学渡入历史的一个美丽的栈桥。启蒙运动利用中国形象将传统的理想国引入历史,法国大革命又从西方历史中放逐乌托邦以及乌托邦的现实证明--孔教乌托邦。这是西方第一次在道德政治期望中构筑”美好的中国形象”。19世纪到20世纪初,被放逐的孔教乌托邦从西方的道德政治期望进入审美教育期望,隐匿在浪漫主义的东方情调与现代主义的东方启示的想象中,构成一种超越现代性的美学批判力量。有趣的是,西方将中国作为东方情调纳入浪漫的、纯粹文学性的幻想的同时,中国却将西方的乌托邦传统纳入历史现实中的革命纲领。翻天覆地的革命之后,西方人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墙外,又看到了道德理想国式的乌托邦,在毛泽东身上,辨识出哲人王。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西方激进的知识分子,再次将中国形象构筑为道德政治的理想国。
西方现代几度在道德政治期望与审美教育期望中构筑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从”孔教乌托邦”到”毛主义乌托邦”。如果说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的科技发明与经济秩序
对西方现代化有过重要影响,中国形象在文化观念方面的影响也值得重视。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在西方的现代性与现代主义两种思潮中,作为”他者”参与构筑了西方的现代文明观念。世界现代文明的”大叙事”,从实在论历史观念出发,假设西方处于某种”永动”地位,而非西方则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者。西方是世界范围内现代文明过程的主导,它发动并塑造了现代化运动,并将它逐渐推广到全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文明一体化就是西方现代文明的全球化。20世纪后半叶的史学研究,注意到世界现代文明的多元性与非西方文明在西方文明形成过程中对西方的影响。后殖民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则将这种研究推进到西方现代文明观念形成中的非西方的作用,尤其是近东与伊斯兰世界对西方文明认同的”他者”意义。
本文试图探讨的是,西方现代观念形成过程中中国的乌托邦形象的”他者”意义。它从一个侧面证明,世界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多元发展、相互作用的系统进程。现代文明形成于跨文化或文明之际的”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中。不仅西方塑造了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中国形象也作为文化”他者”参与塑造西方现代文化的”自我”。
第一章:孔教乌托邦的发现:哲学家治理的帝国
文艺复兴与地理大发现时代是西方乌托邦思想繁荣的时代。从1516年莫尔的《乌托邦》到1623年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出版,一个多世纪里,近代乌托邦写作历史达到第一个高峰,著名作品除《乌托邦》、《太阳城》外,还有培根的《新大西洋岛》与安德里亚的《基督城》等。这些乌托邦作品都在描述某次旅行意外发现的一个人间乐园,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一、它们都处于东方海上,一个遥远的、神秘的地方,”乌托邦”与”太阳城”据说都在锡兰岛不远的某处,”大西洋岛”
可能在日本和中国附近,培根在《新大西洋岛》开篇道:”我们从秘鲁启航,朝南海附近的日本和中国驶去,风暴将我们吹到神秘的大西洋岛……”所有这些乌托邦,都是与世隔绝的社会,外界不知道他们,他们也不关心外界,他们在地理与心理上,都处于封闭的、平静的、稳定的状态。
二、所有的乌托邦,都有一个绝对公正与智慧的领导者,哲人王式的人物,在《乌托邦》中,他是”哲学家皇帝”,在《太阳城》中,他是被人们称作”太阳”的”形而上学者”,在《新大西洋岛》中,他是所罗门院的”智者”,在《基督城》中,是被称作”教师”的人。哲人王式的领导者在一批知识精英们的辅佐下,以绝对的公正与善统治他的国家。这种哲人王的理想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
三、乌托邦社会大多具有某种极权特征,自信掌握了真理与正义的哲人王们,在知识精英的辅助下,以绝对的权威与责任管理乌托邦的子民,乌托邦的子民们对他的崇拜与信任,就像孩子对家长。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