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之花川剧
天府之花
自古天府富庶一方,文化繁荣,诞生过许多文人墨士。“蜀伶多能文”,在川剧历史上也秉承传统,出现了李调元、黄吉安、赵尧生、赵熙……魏明伦等优秀剧作家。舞台上则活跃着康子林、杨素兰、阳友鹤、陈书舫、周企何、周裕,就是明证。
灯调本源于四川本土,在发展中出吸收了不少明清小曲,壮大自己。入清以来,随着酬神赛会、元宵等民间习俗,已发展常年演出。定晋岩樵叟在《成都竹枝词》中记道,“过罢元宵尚唱灯,胡琴拉的是淫声。《回门》《送妹》皆堪赏,一折广东人上京。”(嘉庆乙丑《成都竹枝词》)明显记述了灯调在乾嘉年间由乡镇进入城市,由千百年过节的群众活动,变为常年性演出的剧种了。
以上各种声腔,虽在清初已有同台演出,各声腔也在与四川方言、土语、民间音乐、舞蹈和发俗的结合中,开始衍变。但是,尚未完全溶合。在乾嘉年间,基本上还是以独立的声腔剧种,从事演出活动,所谓“报赛演剧,大约西人用秦腔,南人用昆腔,楚人、土著多弋声,曰高腔”(嘉庆《汉洲志》)。戏班也自成体系。如昆腔有“舒颐班”,高腔有“庆华班”,秦腔有“庆华班”、“金贵班”,胡琴有“上升班”,灯班则在四川山乡广泛演出。
川剧历史介绍(五)
在外来声腔合流中,由于各自流入四川的不同路线,逐渐形成了弹戏分布在大、小川北地区,高腔流布川中、川南,川昆、胡琴错落各地,川西则以丝弦较为“正宗”。所以有顺口溜说“上坝丝弦、中坝腔,川北老儿唱恍恍。”。又由于师承沿袭、各地民俗方言的影响,使声腔音乐、剧目类型、表演技艺等方面,出现各自有别的风格特色。于是,于同治、光绪年间,形成了先唱丝弦后以高腔的上坝(川西坝);以高腔为主的资阳河;以弹戏为主的川北河;和诸腔杂居的下川东各条河道。形成了历史著称的川剧“四条河道”。
外地声腔的不断流入和外籍艺人来川授艺,以及许多教授各声腔剧种的科社建立,也推动了诸声腔的合流。如同治年间流入川北的陕西汉二簧,在南充建立专唱丝弦的庆泰班后,于光绪年末年陕班艺人于桂华科社授艺,梁天福、杨九梨、李顺来等陕班艺人,赴下川东搭班,致使重庆出现专唱胡琴的毕胜班、吉祥班,而建于四川各地的著名科社则有三字科社、臣字科社。光绪二十九年(1903)吴弼臣在成都投资兴建第一个品茗看戏的“可园”。
1911年,辛亥革命后,各戏班、剧团要求艺术革新的民主思想日益浓厚,于是杨素兰、康子林、肖楷臣、唐广林等人倡导下,各声腔剧种实行联合。并且,将原各自班社如长乐班、翠华班、彩华班、桂春班、怡乐班、太洪班、宴乐班等联合组成“三庆会”。并以杨素兰、康子林、肖楷臣、唐广林为正副会长。自此,昆、高、胡、弹、灯五腔共和的川剧,得到成熟和发展。
川剧声腔(简介)
川剧有昆腔、高腔、胡琴、弹戏、灯调五种声腔和为五种声腔伴奏的锣鼓、唢呐曲牌及琴、笛曲谱等音乐形式。川剧音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她囊括吸收了全国戏曲各大声腔体系的营养,与四川的地方语言、声韵、音乐融汇结合,衍变形成为形式多样、曲牌丰富、结构严谨、风格迥异的地方戏曲音乐。
川剧声腔--昆腔
昆腔多文人之作,词白典雅,格律规严,演唱时特别讲究字正腔圆,加之曲牌曲折,节奏缓慢,如今已渐衰微。川昆源于苏昆,川剧艺人利用了昆曲长于歌唱和利于舞蹈的特点,往往只选取昆曲中某些曲牌或唱句,插入其它声腔中演唱,形成了川昆独具姿色的艺术风格。
川剧的昆腔的曲牌结构与它的母体“苏昆”基本相同。应用时有“单支”和“成堂”两种形式。目前,以昆腔单一的声腔形式演出的剧目已经不多了,更多的是溶于高腔、胡琴、弹戏诸声腔之中,或以“昆头子”等组腔方式,与其它声腔共和。
昆腔的主奏乐器是笛子。伴奏锣鼓及方式与其余高、胡、弹、灯诸声腔相同,以大锣敲边和苏钹二件乐器的特殊单色构成锣鼓的“苏味”来区别于其它声腔的锣鼓伴奏。
变脸
变脸,是川剧表演艺术中最为常见、最有影响、最有印象的物质之一。
变脸的方法大体上分为三种,它们是“抹脸”、“吹脸”、“扯脸”。
抹脸,是演员将化妆油彩预先涂在脸的某一特定部位上,到时用手在脸上一抹,便可以使脸成为另一种颜色。如《白蛇传》中的许仙,《放裴》中的裴禹,《闹齐廷》中的公子昭等人物的变脸便是用的此种方法。
吹脸,是演员将粉末状的化妆品(金粉、墨粉、银粉)放置在舞台特定位置上的容器内或人物所使用的酒杯之类器皿中,到时闭眼、闭气、用口一吹,便使脸色变色。如《活捉石怀玉》中的石怀玉,《治中山》中的乐羊子等。
扯脸(阿豹语:即常见的,滥用了的变脸),是演员将画在绸了上的若干张脸谱叠在一起蒙在脸上,每一张脸谱有一根特定的丝线,并固定在特定位置上。随着表演的需要,在表演动作的掩护下,一张一张的迅速扯下来。此法贵在巧妙、干净、利落。(阿豹又语:各位注意看彭大师的变脸绝艺,又快又帅的就把脸拖到自己的衣服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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