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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的世界和世界的李约瑟*
刘钝
李约瑟(Joseph Needham,-)去世的1995年,联合,书名叫作《李约瑟:20世纪的文艺复兴人》①[i],仅此一事就足以证明他的影响是世界性的。2000年,在纪念这位世纪名人百年诞辰的时刻准备这篇文字,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本书和它多少有些奇特的标题,随后脑中出现了一个明确的思想:那就是要想对这位当代文艺复兴式的学者有一更清楚的认识,就必须跳出中国的圈子来审视他的思想和工作;而要想看清“世界的李约瑟”,就得对“李约瑟的世界”有所了解。
1 剪不断的“李约瑟情结”
凡事一沾“情结”,理性、逻辑都得靠边站,上至纲常人伦下至为文之道等种种社会规范都有被藐视和践踏的危险。无庸讳言,我是贬义地创造和使用“李约瑟情结”(plex)这个词的,而且前面还省略了一个定语“中国人的”。
当然这里说的“李约瑟情结”,不能等同于中国人民对李约瑟的敬重与热爱;它主要源于特殊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中滋生的民族心理感情,也部分来源于对李约瑟的误读。如果对此不闻不问,小则模糊了李约瑟这幅肖像的色彩,大则有碍学术和中国文化建设,因此在进入正题之前先对由“李约瑟情结”衍生出来的几个思想误区作一点辩析是必要的。
第一个与李约瑟巨著的书名有关。
李约瑟宏篇巨制的原名是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译成中文应是《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日本和台湾版的译名大约如此,唯中国大陆不同时期的两个译本都用了《中得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有一法国年轻学者提出为什么要用《中国科学技术史》作书名的疑问,其后一位前辈作答,大意是这一中文标题确经李约瑟本人所认可,但我们应将它理解成副题才对。中国方面的权威说法则是:
我们在六十年代曾将其译为《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是冀朝鼎博士当初为原著题写的书名。在这次翻译出版新中译本过程中,我们专门就书名问题进行了讨论,又与李约瑟、鲁桂珍两位博士书函往来并多次面商。我们认为,冀朝鼎博士的题名沿用已久,较其他译法切题,且符合作者的写作目的,因此决定仍采用《中国科学技术史》作为书名。[ii]
事实经过不容置疑,但言“较其他译法切题,且符合作者的写作目的”则可商榷;实际上,已有多位学者指出这一译名弱化了作者的主旨,单纯理解成一部中国科技发展史是不恰当的。造成这一偏差的原因,大概同我们需要向世界证明中国古代有过辉煌科技成就的迫切愿望有关,而主持其事的中国科学家们当然是乐于看到这种外国人对中国科学的承认的。
第二个与“李约瑟问题”的最终目有关。
今天还有很多中国学者前仆后继地投身于“李约瑟问题”,企图对中国古代何以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这一古怪命题给出一个又一个特解,就象数学家企图求解“费尔马大定理”一类的数学难题一样[1] [iii]。长期以来,李约瑟写作 SCC的最终目的也被诠释为回答这一历史命题(本人以前发表的文字也宣传过这一观点),的最后一卷中公布答案。而今斯人已逝,揭迷的重任只有后来人承担,于是乎报刊辟专栏征答,好心的企业家悬赏,一篇又一篇的答卷接踵而至,构成中国学术的一道特殊风景线[2] [iv];但是不客气地说,答卷中很多是重复性的论述,有些甚至重复别人二、三百年前的论断。
把“李约瑟问题”理解为对于“中国近代科学何以落后”这一现象的探索,虽然增强了问题的现实意义,却容易使人忽略这一问题蕴涵的深刻编史学意义,而在“就事论事”的叙述中又常常同各种出于现实考虑的因素纠缠在一起。本来中国有过辉煌的昨天,近几个世纪以来却被远远地抛在世界潮流的后面,这种背景很容易影响求解人的心态,似乎找到了这一问题的某一
“特解”,就发现了“落后”的症结之所在,并可以为当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指导。
其实李约瑟工作的意义早已超出了“中国古代”和“科学技术”的范畴,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人类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特别是把中华文明作为非西方文明的一个样板展示给西方读者,以鼓吹其新人文主义和科学进步论的理念。“李约瑟问题”是一个启发式(heuristic)的问题,作者借助它展开自己对中国古代科学与社会的思考,即使他本人给出了最终答案,很难想象会有一个公认的权威机构能够对其答案作出“对”或“错”的判断。
的诘问。
发出诘问的不仅有学界朋友,也有普通公众和新闻媒体,更有权力在握的领导人士。24年前当我刚投身到这个行当中来的时候,一位前辈颇有感触地告诉我,他之所以献身科技史就是要改变由外国人来写中国科技史的现状。14年前当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专家们正式启动“由中国人书写的中国科技史”计划的时候,我还有意选择读者量大的晚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v] [vi] [vii],意在为中国科学史家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