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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在耳后的风
赵云江 第一缕:我理解的文学与写作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选择了文学,选择了写作?
答案可能有以下若干种:生活――生存,爱好――兴趣,天赋――特长,思想――信仰,声音――发言权,功名――出人头地,抑或包括与好作家
好的文学作品,应该向人类提供一个接近永恒的价值标准。它对人性提供判断,对时代有所鉴别。在灵魂上,它反对轻浮和木讷,并且还应该拥有尽可能高尚的审美趣味。
它可以不代表真理,但它应该接近认识真理的标准。
胡萝卜可以论堆、论斤卖,而人参却是论颗、论克去称。
但是,胡萝卜却可以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食粮(日常消费品),而人参却只能是药材。
生活现实就是如此,胡萝卜与人参并存,疗饥和治病并不偏废。
如何才能写出传世之作?
对我来说,我不可能勉力为之。这不可能是上报了计划,而后又被规划了的工作。在主观上,这也不是那种刻意去做了就能接近的一种行为。因为文学的现状已经告诉了我们许多这方面的不幸,这就是事实。
一些作品,是作者从一开始就当作“传世之作”去写的。结果弄出来之后,放在整个人类文学历史的长廊里,却显得苍白无力。对于写作者来说,固然有才情上的不足,但更为重要的可能是见识上的不足,是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准与人格素养上的欠缺,甚或也有时机、条件等方面的原因。
有鉴于此,我应该时刻警惕着。
有了作品的写作者抑或被称为“作家”。但是,获了奖或者取得了不菲发行量并获得了优厚版税的作家,就是有了“影响”的作家吗?有影响的作家是按照奖项大小或“财富排行榜”的顺序来确定的吗?
从深厚的历史角度看,当时有过一些“影响”的作家不见得将来一定有影响。
有影响的作家应该尊崇着一个崇高的标准――那就是“人格魅力”,他从骨子里就会透着生命的激情和来自人性的感召力。这种作家不仅从语言上独有领悟,而且在人格向度上也自塑自成。
在这里,个性并不标志着人格,因为有些所谓的“个性”是病态的,病态的个性表现在文学与写作上,往往会导致价值标准的错乱。
因为人格的亮丽、情趣的高致,才会照彻他赖以审视并肯于表现的精神境界。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本末倒置,那种离弃了人的生存本质以及对人性的理性关照,而只是因为自己在生活层面上的诉求,抑或包括在语法修辞方面的“炫技”等等,是不可能真正打动人的心灵的。
我曾经产生过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我觉得如果能够超越时空,我们的组织部门要是能把曹雪芹、蒲松龄、施耐庵、金圣叹、冯梦龙,甚至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邀请到当下,给他们开开笔会、评几个奖次,或者许愿擢拔其中善于跟风者到他们梦寐以求的位置,他们会怎样?
他们也会像当下的诗人、作家一样地功利和浮躁吗? 好作家一定要有人民性。
好作品一定要有历史观。
所谓“人民性”就是良心;
所谓“历史观”就是能够超越时代局限看人性。
说什么话,总是与说什么事有关。
怎么写,永远服从于写什么。
“写什么”是动用自己的生活积累(库藏)。“怎么写”是动用自己的才情。
什么样的作家积累什么样的生活素材。
拥有怎样才情的作家所选择的表现手段更是千差万别,甚至大相径庭。
作家的才情似乎与个人的道德修养与操守无关。
对于读者来说,欣赏美女的笑脸,好像也无关乎她放不放屁。
作家和作家的写作动机可能大不相同。
能够传世的作品好像也不是特别计较作家的写作动机。
不同写作动机的作家可能都会有传世之作。
在历史的长河里,很多身影伟岸,挥斥方遒的人中俊杰,并不见得就一定留下鸿篇巨制或佳作华章。也许相反,更多时候,作家仅就是一个时代(人类生存的某个阶段)的体验者和见证者。
负有使命的作家是用“话语”说话,而不是“噪音”。
尽管这个时代不缺少“强音”,但还是缺少“话语”。
第四缕:借鉴与创新
因为不断地有人在号召“创新”。
因为不断地有人出来呼吁作家们多出“精品力作”。
还有人应声出来表态要当“大作家”。
――所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常常为了上面这些说法(号召、呼吁、表态)莫名其妙地发笑。
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但不见得就是一个特别充满“诗意”的时代,更不是一个以文学为主导地位的时代。
这个时代虽然缺少黄钟大吕般的史诗,但并不缺少大师。
这个时代虽然不缺少大师,但是缺少大作品。
这个时代虽然缺少“主义”或主张,但并不缺少“山头”和旗号。
只要一进入创作,我就得时刻注意躲避那些割据或自封了的“山头”。
我必须要警惕,生怕自己一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