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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势在必行
姜晖 不能承受之轻:民营企业生存环境堪忧,谈税色变
当前中国民营企业生存环境本身就非常艰难,令人担忧。劳动密集型企业是最典型的代表,比如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大量依靠出口的加工贸易企业,其本身利润率就很低,随着人前中国的宏观税负占GDP的比重可以粗略地描述为:按照小口径算是五分之一,按中口径计算是四分之一,按大口径计算则是三分之一。
不同国家的统计口径不一样,即使同口径来比较,各个国家包含的税种和收入来源也不一样。按照中口径和大口径来比的话,中国的税负痛苦程度是不低的。从全球来看,发达国家要高于发展中国家;另外以北欧为代表的高福利很高,有的能达到GDP的一半,但这些税收绝大多数用于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会保障支出。由于中国政府除税收以外的收入种类和金额都较多,所以统计口径越宽,所得到的中国宏观税负指数(相对其他国家)也越高。从老百姓和企业的直观感觉来评价,中国税负痛苦指数不低于美日,而且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要高一些。

财政收入的增幅过快因政府过度干预经济
中国财政收入为什么会增长那么快?这与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强有分不开关系。上世纪90年代类似“省长抓米袋子,市长抓菜篮子”这样的流行语至今耳熟能详,那时候的政府职能定位还是比较清楚的。10年过去了,现在给人的感觉是党委越来越多地参与政府的职能,政府越来越多地干预市场的职能。可以这样描述整个经济活动当中各股力量的变化:在党政内部党在进、政在退,在整个国民经济领域国在进、民在退,在私人经济领域外(资)在进、本(资)在退。
当然,不能一味否定政府干预经济的作用。历史上有很多案例可以说明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例如在1998年前后亚洲金融危机中,正是因为中国政府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和对中央银行的直接掌控,才能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起来瞄准一个方向,成为少数成功击退跨国投机游资的个案。但是,当经济逐步复苏并回到正常的发展轨迹以后,自律的政府应该主动退回到自己的服务职能。只可惜在中国现行经济体制下,无论是让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释放哪怕一点点把控经济的权力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既然要干涉经济,自然需要花钱。政府不是经营机构,没有直接的收入,只能靠提高各种税费收入来保障自身在全国和各地方经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中国的地方政府,最近几年才开始考虑建立较为全面的领导干部考核指标。在过去长达二三十年的“GDP代表一切”时代中,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有迫切性去促进当地经济高速增长。进一步地,地方领导干部换届制度和干部的任命制度决定了每一届政府只看重自己眼前的业绩,无暇顾忌能源消耗、环境污染、老百姓可支配收入增长等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央和地方的在经济发展目标上的不一致和实际行动中的不协同,也是导致税收增长过快的原因之一。
解析“结构性减税路线图”
2012年财政部结构性减税的路线图在大方向上是正确的、明智的。总体框架是要减,在减的基础上要强调完善结构,而完善结构又包括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在收入方面,要对小企业进行保护,降低小微企业的实际税率,进一步予以减税和免税;要保护低收入群体,降低低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要适度增加高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在支出方面,要降低基础设施建设、公务开支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同时要增加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支出和教育、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