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鲁迅70年周海婴.doc

第一章父亲的写作忆中,父亲的写作习惯是晚睡迟起。以小孩的眼光判断,父亲这样的生活是正常的。早晨不常用早点,也没有在床上喝牛奶、饮茶的习惯,仅仅抽几支烟而已。
我早晨起床下楼,脚步轻轻地踏进父亲的门口,床前总是一张小几,上面有烟嘴、烟缸和香烟。我取出一支插入短烟嘴里,大功告成般地离开,似乎尽到了极大的孝心。每每这个时候,女佣许妈就急忙地催促我离开,怕我吵醒“大先生”。偶尔,遇到父亲已经醒了,眯着眼睛看看我,也不表示什么。就这样,我怀着完成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的满足心情上幼稚园去了。
整个下午,父亲的时间往往被来访的客人所占据,一般都谈很长时间。我听到大人们的朗朗笑声,便钻进去凑热闹。母亲没有招待点心的习惯,糖食倒是经常有的,有时父亲从小铁筒里取出请客。因此我嘴里讲“陪客人”,实际上是为分得几粒糖食。待我纠缠一阵后,母亲便来解围,抓几颗食物打发我走开。我在外边玩耍一会儿回来,另一场交涉便开始了。这就是我为了要“热闹”,以解除“独生子”的寂寞,要留客人吃饭。父亲实际上已经疲乏,这母亲是清楚的,可我哪里懂得?但母亲又不便于表态,虽也随口客气,却并不坚留。如果客人理解而告辞,母亲送客后便松一口气。如果留下便饭,她就奔向四川北路上的广东腊味店买熟食,如叉烧肉、白鸡之类。顺便再买一条鱼回来,急忙烹调。至于晚上客人何时告辞,我就不得而知了,因为我早已入了梦乡。
讲到睡觉,我想起在我四五岁时,床头旁的五斗柜上,总点着一支蜡烛。它是普通的白色洋烛,每逢我不愿睡觉的时候,许妈便哄着点燃烛火,说“阿弥陀佛,拜拜!”这才骗取了熄灯的效果。可惜我虽经过幼小时的“培训”,至今仍没信佛。任何宗教也没有影响我。
如果哪天的下午没有客,父亲便翻阅报纸和书籍。有时眯起眼靠着藤椅打腹稿,这时大家走路说话都轻轻的,尽量不打扰他。母亲若有什么要吩咐佣工,也从来不大声呼唤,总是走近讲。所以此时屋里总是静悄悄的。
晚间规定我必须8点上楼睡觉,分秒必争也无效。因此夜里有什么活动,我均一概不知。偶然在睡意迷蒙之中,听到“当啷啷”跌落铁皮罐声,这时许妈正在楼下做个人卫生,不在床边,我就蹑足下楼,看到父亲站在窗口向外掷出一个物体,随即又是一阵“当啷啷……”,还相伴着雄猫“哗喵”的怒吼声。待父亲手边的50支装铁皮香烟罐发射尽了,我下到天井寻找,捡到两只凹凸不平的“炮弹”,送还给父亲备用。这是我很高兴做的一件事。原来大陆新村的房子每户人家二楼都有一个平台,那是前门进口处的遮雨篷。而雄猫就公然在这平台上呼唤异性,且不断变换调门,长号不已,雌猫也大声应答,声音极其烦人。父亲想必文章写不下去了,文思屡被打断,忍无可忍,才予以打击的。
第二章溧阳路藏书处
以前有一些文章讲到,父亲在大陆新村附近租了个房间存放书籍,称为“秘密读书室”。我尚可根据自己的印象,补述一些情况。
1932年,上海“一·二八”战争之后,父亲即打算从北川公寓迁居。他的日记里曾有和母亲“同往大陆新村看屋”的记载。后因父亲有北平之行,就拖了下来。直到1932年3月31日,才“决定居于大陆新村”。之后,即有“移书至狄思威路”的记载。
父亲的时只将日常要用的,或新近买的书存放在家里。二楼卧室里有个书柜,总是塞得满满的,连顶上也堆着一包包的书。狄思威路才是他主要的藏书处。
狄思威路今称溧阳路,我曾随父亲去过几回。是二楼一间普通的房间,面积约有几十平方米,沿壁四周,都是木制书箱。箱子本色无漆,有活门,内分两格,装满各种书籍,可以加锁。一只只书箱从下而上,几乎叠到屋顶。这种书箱由父亲设计,木板制成,体积并不过大,迁移搬运,书籍连箱运走,不致混乱散失。有如当今的小
“集装箱”。
记得头一次去是某天的下午。我们来到这幢楼下,从大门进去,一转弯走上木制楼梯,来到二楼,父亲用钥匙开门以后,我也随之而入。刚一进门,虽是白天,室内光线很不够,几乎看不清楚里边的东西。父亲随手开灯,我环顾四周,粗粗一瞥,只见电灯吊在屋子中央,普通白色的灯泡,顶多25瓦,有个圆伞形灯罩。室内没有可供长时间阅读的桌椅,没有烟缸、茶具和热水瓶之类的用品,灯罩也未见裹上纸筒。由于久已不住人吧,只感到房间里有点潮湿阴冷,且因久不开窗,还有一股发霉的气味,待不多久,便感到有点寒气袭人,冷飕飕的。父亲以极快的动作,从几个书箱中分别取出几册书籍,用随身带来的布包袱包好,锁上房门,即带我来到了街上。
1980年11月中旬的一天,我去看望叔父周建人。这一天,他兴致很高,谈到这间藏书室,他说,他曾在鲁迅博物馆讲过一次,内容是,当时为了安全起见,鲁迅托内山先生租了一间房子作为藏书之用。因为这屋里存书较多,光线较暗,长时间看书是不可能的,他到那里去,主要是拿要看的书,或者存放已经看过的书,因此还是称为藏书室比较合适。
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