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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贫困心得]哲学的贫困
中国教育缺乏哲学内容的讲授，造教育制度考略》，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相关内容整理编写。
由以上表格可知，中国传统教育中，无论是先秦之六艺，还是汉朝以后的五经，还是宋明以后的四书五经，传统儒家哲学在基础教育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大，一直到清未莫不如此。学生入校完成基本的识字后，就要读《论语》、《孝经》。然后就要专门学习《诗经》、《尚书》、《仪礼》、《周易》、《春秋》五经。所有的经书都是哲学之经典，涉及到现代哲学知识分类体系中的形而上学、知识论、伦理学、美学等几乎所有的哲学知识类型。事实上就连为识字而编制的三字经，也可以看作是一部哲学的启蒙教材。 人之初，性本善 不是表达人性为何的一种哲学观吗?魏晋之后在私学中，道、释两家的思想在教育中也得到了承认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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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西周以来相沿设立的太学，其教学内容一直都是以五经为主。以五经为太学的基本教学内容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古代大学教育的重点是哲学知识，一方面表明哲学教学的方法是经典的阅读和讲解。
二、近代以来中国教育的哲学贫困之事实与形成过程
中国教育的哲学贫困最早可以追溯到1912年1月19日民国教育部颁布的第一个改造封建教育的法令――《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而到1912年9月3日，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令》，对大学教育亦做出系统之规定后，也便造成了近代中国教育的一个根本缺陷，这一根本缺陷就是中国教育(包括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哲学知识的缺乏，笔者称之为哲学的贫困。中国近代教育无法再造就原创之科学理论，无法再造就世界级大师己是确定无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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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新教育的开端可以追溯到清未洋务运动时洋务派在全国各地兴办的一批学习西文(即外国语)和西艺(即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军事技术)的西式学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堪称近代中国新教育之代表，且有大学教育之雏形的当属京师同文馆(同期的还有上海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统称同文馆或外国语学堂)。早期同文馆的学生是从八旗子弟中选出的 天姿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 。同文馆的课程既包括外文，也包括国文，国文仍为四书五经。[1]同文馆中增设天文算学馆后，我国才正式把西方的自然科学作为教育的内容。当时招入天文算学馆的学员为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 汉文业己通顺，年在二十以外者 。[2]此时，这些学生都已经具备了深厚的国文功底。另据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载： 至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故于课程并未另列 [3]可见，在当时学生的学习中汉文经学是当然的必修课。以奕欣为代表的洋务派之中体西用的办学理念在课程内容上表现为国文经学一直是学生学习的必修课，这些都是合理的。 到了1895年，情形发生了重大变更。1895年，清王朝在甲午海战中失败，以及后来像严复等一些维新人士提出西学体用的教育观点后，[4]洋务派的 中体西用 的教育方针就被维新派贬为 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 。所以到了1895年10月，当时的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在天津创办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时，这所在维新派 西学体用 指导思想下建立起的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大学的课程设置中便无读经讲经一科了。[5]而读经讲经一科彻底从中国教育中被废止(排除哲学作为一专科出现以后的哲学专科教育)则始自中国近代教育开始的第一套学制 壬子癸丑学制 ，在规定这一学制的一系列法令之《中华民国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中明确规定： 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 在其《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大学令》、《大学规程》中也再不见 读经讲经 一科了。虽然章士钊在1925年提出了 读经救国 一说，也很快就被新文化的大潮湮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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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以来的教育无论在基础教育阶段还是在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