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之行》.doc

《大道之行》作者之一白钢:
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普世价值
澎湃新闻记者徐萧
2015-04-11 16:50 来自 文化课
由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的5位不同专业背景的青年学者合著的《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2月)一书,在出版一周内就宣告售罄,并随后加印了两次。
几位年轻的学者在书的开篇,就旗帜鲜明地表态:反对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体制”、归结为所谓的“威权”体制。他们高扬社会主义理念,直面“中国问题”,从文明、政治、社会、基层、经济各方面分析了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治理的优势与问题,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克服重重危机与挑战,并希望回答干部群众关注和困惑的一些重大问题:
在世界资本主义包围中,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能否走得通?社会主义中国能否、又如何驾驭资本?中国社会主义如何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发展?中国政治制度是否适用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如何把基层重建为以劳动人民为依归的共同体?如何把越来越多元和流动的中国社会重新组织起来?
他们也希望打破既有的西方理论模式,探索出一条全新的解释路径,来回应“中中,作者们共同写道:作为共产党员,我们不屑于隐瞒自己的立场与观点;作为学者,我们不惮于尖锐的批判与颠覆性创新。
但作者之一、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白钢,却并非共产党员。对这一问题,他笑着对澎湃新闻记者说,“作为党外评议,共同说这样的话,完全没有问题。”3月31日,澎湃新闻记者在白钢的办公室,对其进行了专访。
白钢
【对话】
中国社会主义可以为世界提供普遍经验
澎湃新闻:2014年1月,你和本书的其他几位作者在清华大学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为题,进行了7个半天的讨论,之后分别撰写,于是才有了这本《大道之行》,为何选择这个话题进行研讨呢?
白钢:在过去几年中,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讨论已经不少了,但是讲中国特色、中国要素比较多,主要是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但是讲社会主义的不是很多。这当然比用西方的既有理论框架,来讲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要好。
因为我好几次跟他们讨论过,当代中国是一个处在巨大的“苦恼意识“的国家。这个苦恼意识,是弥漫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当中的。其最根本的特征是我们在选择改革方案的时候,是有一个相对作为理想型存在的西方的(范式)。也就是说,我们的发展目标是要跟这个理想型越来越接近。最后经过若干年的发展之后,大家发现,我们和这个理想型不是越来越像了,而是越来越不像了。
另外一方面是中国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超常增长,这伴随着对于完美他者的理想型认同,就由一种巨大的成就,变成了巨大的焦虑和烦恼。因为中国的发展,没有办法用一套既有的理论来解释,也和曾经视为理想型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和现实都不一样,所以总是有一种担心——中国的这种超常增长会在某一天以崩溃的方式,回到常态。
这个“苦恼意识”,本质上就是对于发展前景的忧虑。显然,在过去一二十年,我们能看到各种各样的版本浮现出来。而且因为崩溃迟迟没有到来,所以就越来越让人感到不安:为啥还能这样增长?
所以我们希望摆脱一种用现成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中国发展和中国道路。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的现实和既有的理论不相符,我们不应该认为是中国的现实不对,而是应该要换一种解释的路径。
澎湃新闻:《大道之行》的副标题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为什么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白钢:这是我们有意识这样选择的。我一直希望表达的是,当社会主义跟中国的要素完成了水乳交融的结合之后,不需要特别地强调它的“特色”。当然中国社会主义有它的特色,正如任何一个个体都有本身的特色,但同时也带有普遍性的和规律性的存在。
我相信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当中有很多的经验以及规律性的东西,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对于广大的要完成现代转型的传统意义上的东方国家,继而建立一个独立的、不依附于霸权结构的世界体系的发展模式时,有普遍的借鉴意义。比如说土地改革、国有企业的建设,包括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都是极有中国特色的,但是绝不是仅仅适用于一时一地。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理论阐述,提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已经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和普遍的世界历史和文明史意义的时候,不需要再过多的强调它的特色。
即便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国共产党也是独一无二的
澎湃新闻:你负责的是第一卷,主要处理了四个命题:文明、中国、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不仅是非常核心的问题,而且是很宏大,但是篇幅却很小,比如“文明”这个问题,仅用了千余字。其实不仅是你的第一卷,全书各个章节的篇幅都很小,探讨的问题却都是非常复杂的,所以也就难免有评论对于论据和论证过程提出质疑。
白钢:毫无疑问,单纯讲“文明”的问题,可以出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