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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情感世界看人性
——解读《色戒》
内容摘要:对人性的关注,是张爱玲恒定地把握历史、时代、人生的落脚点,是张爱玲文学的全部命题和旨归。《色戒》是张爱玲自我意识和精神的一次完全真实的袒露,这种意识和精神便是她对人性的认知。《色戒》为她洞察脆弱和复杂的人性提供了政治舞台,男女主人公共同演绎了人性的悲剧。张爱玲通过对特异状态下人性及人性弱点的拷问和探寻,为我们展现了女性的本质和特定环境里男性的扭曲。我们在感悟作品中人性弱点的同时,也能够反观自身、警醒自己,更加幸福、优美的生活。
关键字:张爱玲;色戒;人性;人性弱点;戏剧化
张爱玲在谈起自己的文章时曾说过:“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1]
这段话无疑是在表明,张爱玲关注的焦点始终是人性、永恒的人生和普遍的人性。尽管她的小说可以说是对时代衰颓与家庭败落的怅惘与悲叹,可以说是对男欢女爱的冷眼旁观,甚至可以说是“开向四十年代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但这些都不是张爱玲小说创作的最高命意。相反,它们都构成了张爱玲借此表现人生,探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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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设计要刺杀汪伪政府的特务头子易先生。他们巧妙地用美人计使易先生上了钩,并准备在易先生为女主角王佳芝在珠宝店买首饰时下手。进展一帆风顺,然而在最紧要关头,美人计的主角却提醒他逃跑了。为此组织遭破坏,参与者全部处决,连情人加恩人王佳芝也未能幸免。《色戒》的故事与汪伪特工头子丁默村险些遇刺的经过相仿,对作者来说,故事原型可能来源于知情者胡兰成之口。张爱玲回忆说,得到这个材料来源时,她曾惊喜不已,震动多时,“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多年”。足见她对这个故事和这篇小说的喜爱。
中外文艺作品中,灭奸反特题材颇多,尽管其风格有庄有谐,品味有高有低,但忠奸善恶,是泾渭分明的。哪有好端端的正义行为,就因为女主角临时变卦而毁于一旦的?杀人计划流产的原因或许多样:为钱为利,贪生怕死,策划不周等等都是可能的。然而这篇作品的情节似乎与这些无关,失败仅在于王佳芝一时的女人的冲动。这便是张爱玲独特的处理方式。在读者的阅读经验中,还找不到可以与之对应吻合的贮藏,它的处理方式好像是太超常了。因此,《色戒》发表后,曾引起颇多批评和争议也在情理中。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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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人”的《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子?——评<色戒>》一文,批评张爱玲对佳芝和她的同学的爱国动机缺乏交待,认为小说的某些细节处理欠妥,甚至认为它的主题是“歌颂汉奸的文学——即使是非常暧昧的歌颂。”[3]相类似的是,《色戒》被拍成电影后,同样引起了轩然大波,可能开创了电影史上最多的评论记录。有些评论家认为:电影《色戒》显示了中国社会精神状态的酸碱度,甚至呼吁我们不能以“艺术”、“人性”之名颠覆民族情感。[4]可以说,《色戒》因它本身的特异性,成为备受瞩目的话题。
二、女性本质的体现
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几乎没有完美的,而且他们的生活可以说是一份份失败的记录,这些人物都是有着人性弱点和人生缺憾的。但张爱玲不是一个苛刻的人,她只是按照自己对人生和人性的感知如实地写出生命的无奈和人生的不易。她认为生命是个麻烦的过程,人们无法苛求。她对人生,对人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自己的理解,所以她的作品十分专注于人性且着眼于人性的弱点。在《色戒》中,人性和人性的弱点是集中体现在女人性和女人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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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女人似乎天生是演员,人生做戏和生活对她们来说是很难分清的。王佳芝本是广州岭南大学的学生,因战事随校迁到香港,那时爱国剧上演正烈,学校亦有剧团,她是当家花旦。激进的爱国学生们定下了一条美人计,让一个女生扮成生意人家的少奶奶,“这角色当然由学校剧团的当家花旦担任”。爱国除奸本是正义行动,但参与者要乔装角色,也就入戏了,王佳芝则成为戏剧的中心人物。凭她对男人的了解和把握,她成功的接近了易先生。同学们得知后,十分兴奋。“一次空前成功的演出,下了台还没有下装,自己都觉得顾盼间光艳照人,她舍不得他们走,恨不得再到哪里去······疯到天亮。”[2](p245)
为了像个真太太,她不惜牺牲童贞。于是她对一个有性经验的男同学梁润生做了一次特殊的奉献。“既然有牺牲的决心,就不能说不甘心便宜了他。”这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如此奇特的由女孩变女人的方式,也真难为了她。当然爱国心是她如此的基础,但也不免有把戏做下去的必要。所以才有易先生暂时销声匿迹时,她的失落和懊悔,似乎白牺牲了,所以才有又与易先生接上线后的心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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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每次跟老易在一起,就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都有个目的。”原来没有白牺牲,剧情在继续发展,即使在紧要关头她也是戏剧性推度:“太快了,她又有点担心,他们大概想不到出来的这么快。她从舞台经验上知道,就是台词占的时间最多。”使王佳芝深深执迷于戏剧感中,除了她自身的原因,还有一个促进者——易先生。他荒诞纵欲且出手阔绰,“不去找他,他甚至可以一次都不来,据说这样的事也有过,公寓就算是临时赠品。”因他的权势附上身来的漂亮女子多的是,简直是应接不暇。因此能钩上老易绝非易事,因难得的一两次性关系拴住老易,这本身就是对王佳芝女性魅力的最大挑战。光这挑战本身就富有极大刺激性和戏剧性。所以王佳芝分不清她是在台上还是在台下,她也分不清自己是为了爱国大义去刺杀汉奸,还是为了获得观众的喝彩在演一场惊心动魄的戏。虚荣心的驱使使她更加动摇于情感和道义之间。情节的高潮是在首饰店里,为了使老易上钩、不防备,给同伴以时间和机会下手,她装模作样地选着首饰。明明是在做戏,可挑来挑去挑到据说是有价无市的粉红钻戒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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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佳芝仍很兴奋:“不是说粉红钻戒也是有价无市?她怔了怔,不禁如释重负。看不出这片店,总算替她争回了面子,不然把他带到这么个破地方来——敲竹竿又不在行,小广东来到上海,成了‘大乡里’。”
张爱玲在一篇散文中说过:“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是很难划界的。”[5]这话虽然是指现代社会的艺术对人的经历和感觉的渗透,但用来解释王佳芝也有几分相近。在爱情与做戏之间,王佳芝并无十分清楚的目的与手段的认识,有时把做戏就当作了目的,所以她十分珍视做戏时带来的满足兴奋与虚弱。以如此心态接触易先生,为悲剧埋下了伏笔。也就是说,她的爱国心是真诚的,但不够坚定和沉稳。她有时重过程甚于重目的,重体悟而甚于重动机,这也就可能铸成大错。当老易送给她价值十一根金条的粉红钻戒时,这种对于自己性魅力征服男人的幻觉终于达到了极限,她以为“这个人是真爱我的”。这个致命的发现泯灭了是非忠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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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关联的,还有王佳芝的感情用事与同学们对她的态度。王佳芝为了乔装少妇,失身于有嫖妓经历的梁闰生,事后“总觉得他们用好奇的异样的眼光看她,”“就连现在想起来,也还像给针扎了一下,马上看见那些人可憎的眼光打量着她,带着点会心的微笑,连邝裕民在内。只有梁闰生佯徉不睬,装作没注意她这两年胸部越来越高。”为了崇高的目的而失身于“同志”的王佳芝在同志的眼中不再是那个顾盼间溢光流彩的可望而不可即的纯洁偶像,而是一个失去贞操的不洁女人,对性的禁忌与神秘,使他们把她看作一个异类,从而排除于同志之外,“在一起商量的时候都不正眼看她”,以至于作为事关行刺全局成败的主角,她在行刺即将发动之际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显然,她的同伙仅仅把她当作一个勾引易某上钩的性工具。“革命中的女性身体就这样处于一种无尴无尬的生存困境——遭到双重利用与鄙弃。一方面,她的身体是作为性工具献给敌方的祭品,被肆意的的、蹂躏;另一方面,她的身体是革命可利用的工具——为了民族、国家出卖肉体,充当情报员或诱敌上钩的香饵,然而传统的习见使人们无法正视、接受她失贞的事实,将她置于严厉的道德审视之下,从而摒除于自身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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