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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锡林一、流行与传统有人说,中国书法史上凡有过的书写形式,在新时期以来的短短二十余年里,几乎都有人尝试过,或正在尝试。那种温文尔雅的书学传统似乎正在渐行渐远,中国书坛由此进入一个没有旗手,没有权威,但却群雄并起,名家辈出,空前繁荣而又让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的浮躁时代。五千年的书法发展历史浓缩集中再现于二十多年里,这不但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艺术发展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繁荣伴随着浮华,活力派生躁动,渴望成功与利益的驱使,自古而然的文人相轻,加之生存空间的相对狭小,各种思想流派之间产生激烈冲撞,是不言而喻的。流行与传统之争,十多年来争论不断。
流行与传统之争,依我看,其实远远还说不上是建设性的论争,而毋宁说是意气之争,山头之争,利益之争。流行与传统争论的焦点之一,即是孰优孰劣的问题。从理论上讲,这实际上是一个不会有解的命题:优秀的艺术作品不会有优劣之分。就书法而言,不同的书体,不同的流派,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艺术标准。如果我们拿统一的标准去衡量不同的艺术,我们所能做的大约就只能是削足适履;反过来,我们各持标准去衡量同一个事物,剩下的就只有一件事情好做:吵架。流行与传统之争,这两种情况都有。
那么流行书风与传统书风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流行书风实际上决不是一种没爹没娘凭空而生的怪胎,孕育流行书风的恰恰是绵延几千年的传统书法。这是事实,谁也否定不了。传统书法是一座取之不尽的艺术宝库,我们的先人们几千年的艺术实践,为我们留下了如此丰富的艺术瑰宝和无限的艺术发展空间;同时,这个艺术宝库也因我们的创造而日益丰富。创造,永远是书法艺术的永恒主题。但,创造并非也不可能推倒重来。如果另起炉灶,除了勇气可嘉之外,不是无知便是不自量力,或者不妨说是别有居心!并且,那将与书法艺术无关,譬如现代派的某些作品。当然,如果墨守成规,对于前人的东西不敢越雷池半步,书法艺术也就会变成了博物馆里的老古董而失去鲜活的生命力。因此,我们可以说,流行书风的出现,它的那种对传统的赤裸裸的悖逆与改造,它的那种出乎传统想象的生命张力,确实为中国书坛吹来了一股清风,为我们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如果我们对流行书风不带偏见,如果我们对流行书风主流作者的创作实践及其作品作一番认真研究(当然那些以丑怪为尚者除外),如果我们将流行书风放在中国书法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考察,那么,说流行书风是继碑学大兴之后对传统书学的又一次大的革命,大约是不错的。所不同的是,当年赵之谦、康有为们是以汉魏碑刻为武器改造二王的帖学,而今天流行书家们则比赵、康走得更远,不但有碑,更有那一时期的原始形态的民间书法。我们且不说二者取法的高低,也暂且不去比较他们的艺术成就,单就其渊源而言,流行书风所取法的民间书法与赵、康等人所师法的魏碑以及二王一样都是由同一个母体派生出来的。正如碑学的兴盛并没有取代二王的帖学一样,流行书风的出现,不会也不可能取代此前存在的传统书法,相反,碑学的出现丰富了传统书法的表现领域,现在流行书风的出现与发展,也正在极大地影响和丰富着中国当代书法的发展,就其发展而言,也必将融入传统成为传统的一部分。至于这一点,书史已有前辙可寻:宋之米元章贬唐代诸贤,清末民初康南海之贬帖扬碑,矫枉过正,石破天惊,振聋发聩,影响了无数书人,然时过境迁,回头再看,横看成岭侧成峰,欧褚颜柳不因元章而废;二王一脉也与碑学并存且不断融合,当时势同水火,现在已经和平相处,共同成为了中国书法艺术宝库中的瑰宝。所谓万川竞流归于大海,这或者正是中国书法发展大势之谓。这,或者也必将是流行与传统之争的最终结局。
二、学者化书家的“学者化”,已经喊了很多年了。至于是谁首倡,什么时间,手头既无资料,也无暇去考证了。不过印象里,大概总有十几年了吧。迄今为止,“化”得怎么样了,我想,凡是关注书坛的人都是心知肚明的。当然,以十几年的功夫,使书家“化”成一个个“学者”,未免难为书家们了点。
我们现在很容易从众。尤其众口所认的是出自权威或被权威首肯过的时候。比如这似是而非的所谓书法家的“学者化”问题。这个命题的提出本身就很“学者化”。应该说,这一命题的提出对中国当代书法的健康发展毫无疑问有其积极意义,也是切中时弊的。但这一命题却为众多书家们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书法家绝不能仅仅只是个“写字匠”,而必须具备丰厚的学养,这是谁都明白的理儿,但是正如后人评价康南海的书法观及其实践主张时所说:看对了病却开错了药。我们不否认,在现当代活跃的书家中确有一些是“学者化”了的。但这是否就一定是带有一种必然呢?我看未必。学者是做什么的?学者是研究某一学术领域并有一定成就者。学者的专长是什么?我以为该是探究学理,其思辩方法主要是理性的。而书家在书写过程中,讲的是“技”进乎“道”发乎“情”,古人说,书者,抒也,大约也正是这个意思。显然这与做学问是完全不同的。做学者首先要冷静,逻辑思维严密,材料要详尽,力求赅备无遗,理要说得环环相扣,滴水不漏;而做书家却要张扬个性,独抒性灵,得鱼而忘筌,返朴而归真。以此看来,要书家们个个去化成“学者”,岂不难为了书家?
这倒使我想到了与此相关也相似的命题:书法家不妨“文人化”。书家们做“学者”不易,做“文人”就易么?当然也不易。不过两难相较,到底易些。为什么?一个专,一个博也。专了就须精深,要有创见,那是穷经皓首的功夫,你想当今但凡有些名气的书家,应酬赶场,恐“宝马”之不速;推杯换盏,有红袖添香;门外千般光景,怎耐得那孤影青灯。倘若硬要按于案前让他去化成什么“学者”,这如何可以“化”得?倒是做个文人,无眠时,读两卷书,酒酣时,诌几句诗,兴来了,写篇歪文,有灵感了不妨闭门几日也“学者”一番,兴之所至,信手为之,怡情遣兴,虽说与“学者”的修为不怎么搭界,却可免了坐冷板凳的枯闷,谁又能说这不是文人的雅事?
为书家计,我以为实在应该放书家们一马,舍难就易,把书家们“化”成“文人”,任凭其海阔天空做鱼做鸟。
(责编:刘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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