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见风吹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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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亚湘深秋的洞庭烟波浩淼,白浪滔天。寒风肃杀之中,湖上甚是萧瑟,昔日舟来楫往,鸟翔鱼跃的热闹场景,早被这呼啸而过的风吹得不知去向。2300多年前,屈原放逐流落至此,本来就郁郁寡欢,见及洞庭悲秋,更是忧戚痛彻,当即便写下了“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湘夫人》)的绝句。
虽说屈原时岳阳楼还未兴建,但自屈原肇始,大凡深秋时节来到洞庭或登临岳阳楼的那些志士骚客,几乎没有一个心情是好的。李白登岳阳楼时觉得:“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与夏十二登岳阳楼》)老弱多病的杜甫登楼时已四处漂泊多年,故而,更感:“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楼》)翌年,诗圣杜甫“乘风归去”,享年58岁。
宋庆历五年(1045年),范仲淹因提出政治改革主张,触动了朝廷中绝大多数权贵的利益,被罢夺“参知政事”这个副宰相的职务,贬逐到今河南邓县的邓州。第二年六月,谪守巴陵的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行将落成,深感“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于是,函请林晟甫作记,并附上《洞庭晚秋图》与好友范仲淹。就这样,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在1046年的阴历九月十五日这样一个暮秋时刻写就。不过,范仲淹压根就没有到过洞庭,因是江苏吴县人,自小聆听太湖涛声,所以,写起洞庭来也就驾轻就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阴风怒号,浊浪排空”等倒亦神似。
自古名胜古迹都有来历。据说,岳阳楼是以三国“鲁肃阅军楼”为基础,一代代沿袭发展而来。唐以前,其功能主要作用于军事上。唐后,岳阳楼便逐渐成为历代风流韵士争相游览观光、吟诗作赋之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一出,更使无数文人墨客在此凭栏抒怀并记之于文,咏之于诗,形之于画,仿佛欲托物抒怀、感物咏志非登岳阳楼不可!
当然,爬上岳阳楼的也绝非都是有识之士,像我这样的凡胎俗骨也大有人在。记忆中,我已有三五次爬上这座三层高的木楼了。而且,每每爬楼都是在萧萧秋风中,虽谨遵范仲淹所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训诫,但深处残秋,难免愁肠百结,郁郁乎,鲜有兴事;忧忧乎,难道情愁。不过,凡胎俗骨之愁绪何能与“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的“古仁人”相比?故而,我等那些自作多情的所谓感怀,不足为记。
准确地说,爬上岳阳楼,我看到的只有黄汤似的湖水,听到的只有呼啸而过的风。倘若范仲淹在写《岳阳楼记》时也来临楼眺望,会不会写成另外一篇《岳阳楼记》?一个连洞庭都未去过的人,爬楼之事自然无从谈起。这样,他就可以把洞庭以及登岳阳楼之事想像得很美。再说,范仲淹也并不是要真写洞庭和岳阳楼的胜状,更多的,他是在借湖和楼来向那个“居庙堂之高”的人表白自己虽“处江湖之远”却仍忧之,以期改变自己长期遭贬的境况。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不过,与前人相比,范氏的“览物之情”也并非“得无异乎”。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虽然被后人奉为千古名句,但“先忧后乐”早就出现在孟子的《梁惠王下》里了,孟子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很显然,孟子是寄希望那些“王”能够做到“先忧后乐”。可范仲淹却偏偏将孟子对“王”的寄托强加在他等“仁人”身上,真是一番苦情陈述,只可惜“居庙堂之高”的皇帝老儿却并不领情。
据《宋史》记载,范仲淹从小就立下“不能利泽生民,非丈夫平生之志”的誓言。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他与滕子京同榜高中进士。宋天圣七年(1029年),40岁的范仲淹还在没有资格进谏的小小秘书阁校理任上,就上书谏止宋仁宗率百官为章献太后朝拜上寿;第二年又直接上书请章献太后还政退位。其时,章献太后正垂帘听政,权倾朝野,满朝文武,“无敢言者”。范仲淹因此被贬离京,三年后才回来。宋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向宋仁宗进《百官图》,指斥宰相吕夷简结党营私,任用谗佞,反被诬为“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又遭贬斥。范仲淹仕途沉浮几十年,数遭贬黜。完全可以说,他虽“处江湖之远”但还在“忧其君”,可那些“居庙堂之高”的大宋君主却并不忧他这个“民”。诚然,做过“参知政事”的范仲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但就是像他这样的“民”,皇帝老儿也不爱忧,还何谈来忧如蚁蝼一类的“草民”?这也难怪,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几乎历来就是民心向君,可君心却并不怎么向民。这情形,就像爱情场上常见的单相思:“我爱他,但他却并不爱我。”
有文章说,范仲淹作《岳阳楼记》时可谓苦心孤诣。《宋史》载,滕子京被贬岳州这个小地方的缘由是因为他在泾州任职期间,“费公钱16万贯”,除去分给“诸部属羌”及“馈遗游士故人”外,仍有数万下落不明。范仲淹深知重修岳阳楼必将开销甚巨,担心有些人借此攻击滕子京,所以在文章一开头就用“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既是对滕子京政绩的肯定和褒扬,又是在为他被贬谪进行辩白和开脱,且不忘同时告诉他人,滕子京是在有了“政绩”后才重修岳阳楼的,借以堵塞好事者之口舌。果不其然,两年后,因有了范仲淹的这篇《岳阳楼记》,滕子京才得以被朝廷“忧”了一次,于庆历六年秋调到有小汴京之称的徽州任知府去了。
不过,这个滕子京也并非范仲淹所溢美的那样。他在岳州任上,也未使岳州出现太平兴盛的景象。其时,百姓穷困潦倒,饿殍遍地,他照修岳阳楼,为自己树碑立传,邀功请赏。而且,在重修岳阳楼时,滕子京故伎重演,征敛赋税,据《司马光·涑水纪闻》说:“所得近万缗(一千文),置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可见,这个平时就爱“捞”的滕子京在重修岳阳楼之机,也没忘顺手“捞一把”。
恕我诳言,其实,范仲淹是在藉《岳阳楼记》一文,来一厢情愿地寄托大宋君主能够对像他这些遭到贬黜的“民”发点善心。因此,我总认为范氏的那些美好想法没有滕子京实际、真切。宋庆历四年(1044年)春,55岁的滕子京贬到岳州,“愤郁颇见辞色”。别人庆贺岳阳楼将落成,他却回答说:“落甚成?只待凭栏大恸数场。”滕子京一生仕途坎坷,屡贬屡谪,历经磨难,然最高官职也只是宫里的“图书馆长”(天章阁待制)。即使与范仲淹不是同一层级上的人,也称不上什么文学家,且还是一个“贪污犯”,但其为人却豪迈自负,是位真性情之人。《宋史·滕子京传》曰:“宗谅(滕子京,名宗谅,字子京)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滕子京爱聚财却又“好施与”,既筑楼却又不因楼成而喜,是不是他已经洞彻了那些“居庙堂之高”的人其实根本就不爱“忧”他?
嗟夫!纵观筑楼者滕子京和作文者范仲淹,一个边为官边贪一坨,一个一心一意“忧其君”,可二者殊路同归,都难获得“居庙堂之高”那人的赏识。然则,二人却像患了相思病,不管何种境遇都要对天鸣誓:“君啊,我虽身处江湖,可还在忧你啊!”此情此景,何等悲哉!不过,那个时代的人,患有“相思病”的又何止只有范仲淹和滕子京?又有几个真能够超凡脱俗地不去“忧其君”的?只要统计一下去过洞庭和登过岳阳楼的那些“迁客骚人”,就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凡涉足至此的人大都仕途坎坷,屡有贬迹。但他们无论是“去国怀乡,忧谗畏讥”,还是“心旷神怡,宠辱皆忘”,只要登上岳阳楼,就能情辞激昂、感慨万千。是洞庭的波涛抚慰了落魄者的心灵,还是落魄者的哀怨声从来就没有绝迹过?
我非“居庙堂之高”,也非“处江湖之远”。苦挣苦扒,全是为了养家糊口。其忧其乐,皆是匹夫之忧、小人之乐,与范文正公动辄“天下”一比,真是相去甚远。站立岳阳楼上,阅览“巴陵胜状”,但我还是能够听见疾风吹过。难道拥有1700多年历史的岳阳楼就不曾听见风吹过?我想,它每时每刻都在倾听风的狂飙怒吼,只是它静静地座落在潮起潮落的洞庭边,任凭风吹浪打,依是波澜不惊,泰定自然,如同宋词人柳永填的那阕《八声甘州》里所说的长江水一样,“无语东流。”
范亚湘,男,长沙人,主任编辑。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先后在《当代作家》《长江文艺》《中国青年报》《社会科学报》等报刊发表散文、小说和美学研究论文近100万字,出版散文随笔集《徘徊在壮美与卑微之间》,多次荣获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金、银、铜奖。现为《长沙晚报》文艺副刊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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