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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寻父”到“审父”
个人与历史的关系,或者说,个人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心路历程和命运际遇,一直是艾伟倾心思考的一个重要命题。无论是他早期的一些成长小说,还是后来的《爱人同志》,都不同程度地融入了作家对反右、“文革”、对越自卫反击战等重要历史事件的尖锐思考。在他看来,作为一种社会和历史的存在,任何个体的生命都会以自身特有的方式承载着历史的负重,也以自身特有的命运见证历史诡秘而又强悍的辐射力。

所以,在艾伟的笔下,历史就像是一只触须异常发达的八爪鱼,总是以各种不可预测的方式缠绕着个体的生存,制约着个体的成长,甚至影响着个体的人生和命运。这一点,在他的长篇新作《风和日丽》中再一次获得全面的体现。

这种特定的历史情境,可以用“革命”来描述。在《风和日丽》中,革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符号,也是钳制人物身心发展的核心因素。在主人公杨小翼漫长的人生里,革命既是她的骄傲和梦想,又是她的迷惘和伤痛;既是她对自我生存困厄的见证,又是她对历史进行深度打探的通道。作为一颗革命的种子,杨小翼虽然没有见过“父亲”,但是她知道“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凭借这个革命后代的光环,新中国成立之后,她有幸进入了永城干部子弟学校,并经受了有关“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剥削、暴力、专政
”等革命词语的启蒙,同时也使她和她那一代人(包括刘世军、刘世晨、伍思岷、尹南方、夏津博等),逐渐理解了“革命”的价值观。对于他们来说,革命是成长的全部动力,也是人生的惟一理想,至于究竟要革谁的命,他们并不清楚。

但是,迅速变化的社会现实,很快让杨小翼理解了革命的吊诡和强悍。身为革命豪杰的“父亲”,却久久不来与她们母女团聚;慈爱的祖父被迫自杀身亡,舅舅对人生充满怨恨和绝望;一批又一批人被作为反革命或特务当众枪决……革命开始以冷漠的面孔出现在她的生活里。为此,杨小翼开始了执著的“寻父”历程。这种寻父的冲动,与其说是为了寻求自我生存的伦理尊严,还不如说是为了求证生命存在的合法性。然而,当她进入北京,不断地向那个光芒四射的将军父亲尹泽桂靠近时,她并没有意识到革命与亲情之间有着无法统一的冲突。虽然她赢得了尹南方兄长般的关爱,却无法走近真实的父亲。

革命化的历史不仅剥夺了杨小翼的父爱,剥夺了她对正常家庭伦理的渴望,还使她的人生发生了不可挽回的逆转和失控。当她以决绝的姿态自愿下放到广安,以赎罪的心理与伍思岷组成家庭之后,她那无根的身份再一次让自己饱受凌辱。她以全部的精力苦苦经营着自己的婚姻,遗憾的是,革命的风暴再一次席卷而来,并卷走了丈夫伍思岷。多少年之后,当她忍着内心的剧痛,终于看到儿子天安长大成人,她的灵魂似乎找到了归宿。可是,革命风波又一次夺走了她的儿子。

父亲、丈夫和儿子,与她生命息息相关的三个男人,或者说,中国普通女性在幼年、青年和中年三个人生阶段最需要的精神依靠,都因为“革命”离她而去。惟一的兄长尹南方也因为革命与亲情的冲突,毅然跳楼自残。她终于意识到了革命的深邃与复杂,也体验到了革命的悲壮与苍凉。它属于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却深深地缠绕在她的身边,使她无法预测,亦无法反抗。作为同一代人,刘世军、米艳艳、刘世晨、夏津博等,也同样如此。只不过,他们在经历了种种曲折的历程之后,终于开始自觉地冲出了革命记忆的纠缠,实现了与现实秩序的对接,只有杨小翼依然被革命的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