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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西方作家,又是东方作家
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
2006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学院宣布,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荣获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是自出版以来就备受争议的《我的名字叫红》(My Name Is Red,1998)。瑞典文学院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公告中说,授予帕慕克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灵魂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与杂糅的新象征”。其实,早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帕慕克就非寂寂无名之辈,自1982年出版22岁时写成的第一部小说《杰夫代特•贝父子》(Cevdet Bey and His Sons)以来,帕慕克曾先后获得欧洲发现奖、美国独立小说奖、法国文艺奖、都柏林文学奖、意大利格林纳•卡佛文学奖等。而1985年出版的第一本历史小说《白色城堡》(The White Castle)更让他享誉全球。2003年推出的自传体散文集《伊斯坦布尔:回忆与城市》(Istanbul:memories and the City)表达了他对整个城市、整个文化的集体悲哀,对辉煌往昔无力继承、无力复兴乃至失去自我、否定自我的困惑与痛苦,被誉为是反映其“故乡城市忧郁的灵魂”最好的篇章,荣获德奖。《纽约时报》书评称他:“一位新星正在东方诞生――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
然而,获奖并不意味着帕慕克受到了绝对认同,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文学创作中,他从来都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
200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发生了十年来首次推迟一周才公布的罕见事件,有媒体披露,奖项推迟公布与帕慕克有关:几位评奖委员对是否应把诺奖颁给帕慕克存在很大的争议。对于此事,外界的猜测很多。有评论认为,帕慕克可能因为曾参与揭露诺贝尔基金委员会1901年以来评选诺奖的秘密活动而不被评委会认同;此外,也可能因为有人在评委会上提出,诺贝尔文学奖不应该颁给《雪》(Snow,2002)这种畅销小说。历年结果显示,畅销书确实一直是诺奖评委们的眼中钉。
可帕慕克的麻烦远不止于此,毕竟文学创作层面的争议要远比政治性的攻击来得温和得多。外界普遍认为,帕慕克与200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来自于他的祖国――土耳其内部对他的争议。
2005年2月,帕慕克在接受《杂志》的访谈时称:“100万亚美尼亚人和3万库德族人在这个国家(土耳其)被杀,而我是惟一敢于谈论这些事的人,民族主义者因此恨我。”这番话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土耳其内部的震怒。依照土耳其2005年通过的法律,任何人侮辱土耳其人、土耳其共和国和议会都是非法行为。帕慕克的这次访谈发表后,土耳其西北大城市贝莱吉克的民族主义者们立刻焚毁所有帕慕克的著作,并勒令图书馆将他的作品全部下架。人们在集会上撕毁他的照片,土耳其第一大报《Hurriyet》骂他为“卑鄙小人”;5月,帕慕克甚至被迫取消了原定赴德参加为他的小说《雪》举办的朗诵活动。一时间帕慕克成了全民公敌,甚至面临着死亡的威胁。9月1日,伊斯坦布尔地方法院检察官正式对帕慕克提起诉讼,罪名之一是“公开污蔑土耳其的身份属性”。对此指控,世界各界反映强烈,
“帕慕克事件”由此上升为国际事件。
八位世界级作家(其中包括三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发表联合声明,声援帕慕克,并抨击土耳其政府违反人权,控制言论自由。其中,著有《魔鬼诗篇》的著名作家鲁西迪甚至认为,帕慕克一案是对欧盟原则的一块试金石。倘若欧盟坚持原则,就应该要求土耳其官方立刻撤消对帕慕克的所有控诉,无须拖到12月开庭辩论,而且应该进一步要求土耳其政府尽快修订其压制人权的刑法条文。国际舆论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与评论,甚至视本案的判决为土耳其能否加入欧盟的关键性指标,国际笔会、国际特赦组织、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都纷纷派代表旁听庭审。
迫于各方压力,法院于2006年1月23日撤消对帕慕克的所有诉讼。然而风波远没有结束。诺贝尔文学奖颁布后,土耳其国内的民族主义者对他的批判依旧有增无减。极右翼民族主义律师卡莫•克斯斥责他:“这个奖(诺贝尔奖)不是因为帕慕克的作品颁发给他的,颁发给他是因为他的言论,他对亚美尼亚屠杀的言论,因为他轻视我们的民族价值,作为一个土耳其人,我感到耻辱。”土耳其著名诗人奥默•恩兹更是宣称:“如果你问从事严肃文学的人,他们会把帕慕克放在名单的末尾。土耳其文学没有诺贝尔奖,奥尔罕•帕慕克得了。报纸的头条将是:奥尔罕•帕慕克,他接受亚美尼亚屠杀的说法,他得了诺贝尔奖。”难怪美联社记者西莱尔(Hilaire)在评论中表示:“诺贝尔评选委员会再也挑不出比奥尔罕•帕慕克更具有争议的文学获奖者了。”
但国际舆论对这次诺贝尔文学奖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