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来历
伊沙
一
本书的动议诞生于一年以前,是本书责编、青年诗人胡子
博想出来的。
当时,与我素无联系的他忽然发给我一封,信中
说想请西川、余怒和我合编一部诗集,名叫《现代诗经》。我
看信后十分兴奋,因为我在年春交给某位“图书策划人”
至今未获出版的《世纪诗典》(单行本),我为其亲手所做的封
面导语中就曾有这样一句话:“一部现代诗经”;另外一个因素
是:我知道胡子博是“不解诗群”的同仁之一,而在“江湖传
言”和我的被迫接受中,“不解”似乎是对我成见颇深甚至是
有些对立情绪的,他能够邀请我来参与这项十分严肃的编选工
作,表明的是一份诚意和信任而我不能辜负这个意外之中
收获的信任,便在回信中明确地接受了。
按照胡子博的要求,我们三位编选者务须在年月
前各自提供一份包含一百首诗(原则上每首诗不超过行)
的初选名单,但是很快胡子博在与西川的沟通中,发现西川可
能因为已经参与编选过类似的诗歌选本,现在他更愿意编《全
唐诗》似的煌煌巨著,而这严重偏离了胡子博策划此书的初
衷:胡子博认为,编《全唐诗》似的选本并不能充分体现出一
个诗人的诗歌鉴赏力,它最后很可能成为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
的求大求全的平庸“巨著”。也许正因如此,西川在一个建议
未得胡子博采纳后选择了放弃,他的建议其实在我脑子里也曾
闪现过,就是在书中公开注明三人各自的选目。之后,比原定
的时间稍后一些,我和余怒分别给出了各自的名单:我的是
首,余怒的是首。在此之前,我和胡子博在通信中曾
商量过一个编选规则,即:两位编选者选重的篇目确定入选,
都选到的作者其人一定入选,胡子博可以投出决定性的“第三
票”,即在我或余怒这里得到一张票的诗,如果得到了胡子博
的一张票,也告入选但即便如此得到了两张票的篇目也少
得可怜(我记得是来首),主要原因是两份名单差异太大:
重复的篇目极少,甚至重复的作者也极少少得令我大为惊
讶!这充分说明:两位编选者对于“好诗”标准的理解和把握
相去甚远,甚至可以说是南辕北辙!之后,胡子博通知我:余
怒决定退出。
我想“合作”原本就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对讲求个性的
诗人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合作”就意味着你必须做出一定程
度的妥协,不愿意做出妥协者当然就只能选择放弃,所以,在
本书编选过程中所发生的三位原定编选者中的两位相继退出不
干的事,也不过是暗合了这番道理,无关他事,没有是非。只
是在此之后,我要将这部《现代诗经》进行到底的决心更强大
了。
在去年秋冬之间,我花费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重新选出
了一个含有余首诗的名单,提供给胡子博。有一点我想说
明:在这份名单中,我将余怒当时提交的名单中我认同的一小
部分也含概在内在此我要向余怒兄做出说明并致以鸣谢!
当时的想法是:在此成书的过程中,每个人哪怕是在某一阶段
的心血劳动都该得到最大的尊重并在最后的成果中体现出来;
另外,当本书的编选者只剩我一个的时候,我也试图让一己主
观的选择尽量得到来自别人的补充。最终的结果也正是这样,
胡子博依照本书已经确定的规模与篇幅对我的名单做了删减,
并将他个人认定的极个别人选及篇目增补进去,形成了现在用
于出版的样子。
二
你凭什么就敢编一本名为《现代诗经》的书?
我希望在本书出版以后会有人站出来这么问我,这样的
话,我就可以认真地回答所有人说
凭借阅读。
哪怕他发问所指的明明是庸俗的那些(比如我本人的身
份、资历、头衔和手中掌握的权力等等),我也会绕过垃圾如
此严肃地回答他。至于我自认为惟一拥有的那个“身份”:诗
人在此,也仅仅意味着使我说的“阅读”更具专业性的保
障而已。
廿年以来,阅读一直是我写作生涯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是
一个一直保持着对先辈、同代、后进同行的作品保持着良好阅
读习惯的人在此,我做如此强调是因为我确实知道和了
解:在我的国家里,在我所从事的这个行业内部确实存在着以
不阅读今人、同胞、母语作品为荣的风尚,以轻蔑、慢怠无视
距今最近的这一段现代汉诗的历史的风尚,在某些自以为是的
诗人那里,此种风尚已变得更为恶劣,发展到干脆不读别人的
作品,除非他(她)是文学史钦定的“大师”⋯⋯我绝非刻意
要逆此风尚而行,我只是为了我个人的写作而保持住了这样一
个阅读的习惯。阅读(当然也包括着对今人、同胞、母语作品
的阅读)是我日常生活的内容之一,阅读的成果一直在不断地
积累中,并非一日之功,所以可以这样来说:本书是我廿年阅
读积累下来的一个成果结晶。
与写一本诗集相比,编一本诗集是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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